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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导引

《庄子》中说惠施的哲学，有同异之说，所谓“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意谓大同和小同相差异，叫做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异，叫做大同异。这一见解，用来说明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倒是十分贴切。

在世界各地民族中，由于山川灵气所钟、或穷山恶水所祸、或其他种种原因，自有“性相近，习相远”的小同异或大同异，其中差异，就概括成所谓民族性。对民族性的注意，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对希腊与波斯的民族性做过比较研究。两千多年来，民族性的种种，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

大致说来，民族性的特色在表示基本人格结构（BasicPersonalityStructure），是一般的、典型的、众数的人格（Modalpersonality），并不是唯一的人格类型，只不过是主要的人格类型。所以，在同一种民族性中，也有许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变性”代表出现。当这些乍看起来迥异该民族性的变体出现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它也是该民族的产物，纵使它不占多数。因此，三个臭皮匠固然可做为民族性的抽样，一个诸葛亮也未尝不可做为民族性的抽样。

民族性是很含混、很笼统的，偏重地理上或生理上的素质说（ConstitutionalTheory），不足以尽之。因为后天的思路与教化，也混同而入，结果显示出来的，在某些方面，一如中国的小脚，它既是生理的缠足，又是心理的“足恋”及其他。由于人们难以细察，所以，概括的民族性，也就定形而成为框框看法（Stereotype），严格说来，这是很偏颇的。

例如一谈到中国的民族性，框框看法在外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邪恶的东方人”（SinisterOriental）；在中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固多邪恶丑陋，但是，不看三个臭皮匠而看看一个诸葛亮，你也会发现不同的视野与光明面，而诸葛亮的举手投足、光风霁月，也正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你不能也无法抹杀他。

邪门儿的是，有的中国人，他的眼中、他的笔下，只有三个臭皮匠，却无一个诸葛亮，并且视野所及，也仅是三个臭皮匠的臭的一面，而不是他们优点的一面。这种人刊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大捞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的钞票，使人误以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尽于是矣，这种行径，是要谴责的；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

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是，以偏盖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虽然完全符合他的风格。令人惊异的是，这种作者口口声声所谓的“丑陋的中国人”，事实上，他真的肤尝身受过，却还无耻的想认他们父子做“孺慕”的对象，以“热情忠厚”“一代英雄”之颂，备加赞美呢！史家汪子飏（荣祖）在《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这种作者“他虽不敢捋虎须，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能不发泄一下吗？我认为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这种作者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作者自己！

为了谴责也为了拆穿，我出此研究一书，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几个特性，聊做举证。这些特性，是丑陋之尤者，比起忘恩负义等恶德来，其他丑陋，犹小焉者也！

1989年4月26日

蒋介石与孺慕症

——“柏杨式孺慕”和“纪政式孺慕”

我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起，受预官八期军训，开始了为时一年半的军人生涯。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下部队后，我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但也经验了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得到的阅历。阅历中最突出的，是大陆来台老兵们的凄凉遭遇，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不幸，也有个别的不幸，而面对不幸的态度，也有共同的和个别的之分。

例如部队中政工人员要老兵写遗嘱，有的老兵写说：他死后一无所有，只有两只袜子，死后留赠给蒋总统。政工人员看了，大不谓然，把老兵找去，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对蒋总统这么不敬？老兵说：你们整天告诉我们爱蒋总统，要像儿子对父亲那样，说“总统是我们的家长。”……如今儿子死了，把仅有的遗产送给家长，又有什么不对？老兵这番话，说得政工人员摇头苦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部队中这种把蒋介石当做家长的“孺慕”哲学，可算做一种“强迫孺慕”。——反正老兵们的爹娘都沦陷大陆了，弄个蒋介石出来尸居在上，投射国民党式的“从父居”，是乃愚民政策之一得也。

无识无知的老兵们在“强迫孺慕”的愚民政策下，其实并不上当；相对的，有所谓有识有知的国民党员，反倒真向蒋介石认爹、认爷爷不止呢！

以柏杨为例。柏杨当年被调查局国特诬为讽刺蒋氏父子，其实真是笑话。事实上，柏杨非但不是讽刺蒋氏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岗”）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可见柏杨对蒋介石是何等一往情深的。这种往上硬贴的“惟天可表”的认亲行径，吾无以名之，只好说是“自动孺慕”。

再以纪政为例。纪政向蒋家认亲，历史不如柏杨，但肉麻却丝毫不逊。纪政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的访问中（《青年日报》连载《永恒的追思》（二）），有这样一段：

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纪政说到民国五十八年，她与金龙少棒队同时蒙受蒋公伉俪召见的情景。那一年，纪政甫自美受训返国，而金龙少棒队也刚为我国夺得第一座世界少棒锦标赛的冠军杯，同样的在国际体坛上有杰出的表现，同时获得蒋公召见。

蒋公第二度的召见，非常仔细的垂询纪政在美国受训的情况，尤其关怀她的生活，那种慈祥和蔼的神情、亲切的口吻，在一刹那间，完全消除了纪政内心的紧张，取而代之的是孺慕之情，那种宛如祖父与孙儿、孙女间亲密的感情，使她几乎情不自禁的想依偎在他老人家的膝下。

可见纪政对蒋介石也是何等一往情深的。纪政因为亲被蒋介石召见，她想“依偎”蒋介石的“膝下”，要比柏杨空中楼阁式的“依恋”具体得多，“孺慕”之情，既有报可表，自也无须“唯天可表”了，所“相对之下”，也就神气多了。

看到“柏杨式孺慕”和“纪政式孺慕”，那些以送袜子来抗议的、不甘“认贼作父”的老兵们，一定会悲愤领悟出些什么！

1987年1月18日

蒋介石、蒋经国的“田单症”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是不学有术的祸国人物。本来祸国就祸国，有术可也，何必曰学，但蒋氏父子却附庸风雅，硬要在术字上面加学码，于是就学术起来。不过因为基础本是不学，再怎么加，也白加，甚至还闹出笑话。笑话中最有趣的，是关于田单的。

蒋介石好田单学，自谓“田单一口复齐七十余城”，是“战争艺术”，这一立论，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在政工干校讲的“军事教育的目的与宗旨”。因为以一介武夫，好田单学，所以以“毋忘在莒”运动为天下倡，说“毋忘在莒”典出田单复国云云，这就是大笑话。因为“毋忘在莒”典出古书《管子》，出自鲍叔牙向齐桓公、管仲、宁戚的祝福和劝告，原文是：“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入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国之社稷，必不危矣！’”大同小异的文字，也见于古书《新序》，新序原文是：“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齐之社稷，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必不骄矣！”上面这种典故，在古人行文时，只要提到，一定就特指齐桓公的事，例如施补华《泽雅堂全集》里《别弟文》中，就有“管仲告齐桓曰：‘愿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的话，稍懂古书的人，没人敢“瞎猜”，说是指别的。

可笑的是，不学有术的蒋氏父子，却公然带头唐突学术，硬把“毋忘在莒”，给栽在田单复国头上。殊不知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纪元前六八六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纪元前二七九年）的事，一个在纪元前七世纪，一个在纪元前三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蒋氏父子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蒋氏父子这样子田单化，不但施之于历史，还行之于戏剧呢！据今年一月十七日《民生报》登曹健、钱璐夫妇回忆：

先总统蒋公每逢生辰，都赴金门避寿，康乐总队每年必定排演一出戏祝寿，有一年演《田单复国》，曹健饰田单，钱璐饰田单夫人，一场田单祭祖的戏，演着演着，忽然看见坐在第一排的先总统蒋公带着经国先生，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田单祖坟鞠躬，台上的演员全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艺心理学上有所谓移情作用（empathy），它是罗斯金（JohnRuskin）所谓的“情感的误置”（patheticfallacy）。这种作用的重要表现是把自己神入文艺之中，对文艺，不是“旁观者”（contemplator），而是“分享者”（participant），分享到极致时候，陶然忘我、凄然成他，自不在话下。这种移情作用，表现在观众席上，有时到了有趣的程度。一位英国老太太，在看到《哈姆雷特》（Hamlet）最后决斗时，竟在剧院中大声警告：“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一位台中女中女学生，在看到米基兰尼（MickeyRooney）打拳放水时，竟在电影院中起立高叫：“你打呀！你打呀！你怎么不打呀！”

不过，英国老太太和台中女中女学生，她们仅管情移，但是散场以后，总有个完，绝没有到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男主角祖坟鞠躬的程度！可是我们的蒋氏父子呢，他们却要分享田单的血食，在戏台上的假坟面前，错认起祖宗来！田单何辜、田单的祖宗何辜，竟在两千两百年后，远在异城，没头没脑的被作弄至此，想来真真好笑极矣！而蒋氏父子共有一副什么样的大脑，也就可想而知矣！

1988年5月6日

从认贼到被贼认

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的《中国时报》，四月八日刊出了一篇《里根、辜振甫相见欢》，对另一名中常委辜振甫大展媚功。文中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辜氏出身世家，中国近代英文怪杰辜鸿铭就是辜氏的伯父。大概家学渊源吧，辜氏也说一口标准典雅的英语，成为他与国际重要人士交往的利器。这次在华府出席会议期间，辜氏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有同席之雅，据了解辜氏为了美国基于政洁理由不肯卖高性能战机给台湾，而中共现已发展出比台湾F-5E性能较佳的F-8战斗机，还和布氏舌战一番呢。

辜氏长得一表人才，富而好礼，风度优雅，故中外人士多乐与交接。这次在华府开会，辜氏不仅在会上见了包括主管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华理斯、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伍夫维兹、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亚洲事务的席格尔博士等重要官员，会外也接触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朝野人士，可说替国家做了一场成功的国民外交。而辜氏谦谦君子，功成不居，不欲人知，越发教人尊敬。可是辜氏究竟接近望七之年了，为国效劳之日苦短，这又不得不叫人忧心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了。

这两段话，如果问题出在就正确事实发动错误解释，其肉麻犹可原谅；但出在就错误事实发动错误解释，其肉麻就不可原谅了。不幸的是，《中国时报》的肉麻，却正属后者。

《中国时报》所说“中国近代英文怪杰辜鸿铭”，生于一八五七，死在一九二八，鸿铭是他的字，本名汤生，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零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淡，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了，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辜鸿铭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政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愤世玩世骂世，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榜样。

《中国时报》说辜鸿铭是辜振甫的伯父，辜振甫英文棒是“家学渊源”，是百分之百的就错误事实发动错误解释，因为辜鸿铭是福建同安人，辜振甫是台湾彰化人。辜振甫的爸爸辜显荣（耀星）是台湾一土蛋耳，八竿子攀亲也攀不到辜鸿铭，只是辜显荣归籍福建时，向辜鸿铭讨过一张照片而已，至多是同乡同姓而已，又何来伯父小侄的关系呢？辜显荣的“世家”是土生土长的汉奸，辜鸿铭的“家学渊源”，再不肖也遗传不到辜振甫的头上吧？

既然事实是如此风马牛不相干，辜振甫为什么无耻的去硬认辜鸿铭做伯父呢？《中国时报》为什么也无耻地去硬认这门亲戚呢？原因无他，“中国文化”作祟耳！

“中国立化”中有一种“认族”文化，这种文化特色是“无赖认亲”。它的最早形态是自认是谁准之后，例如唐朝皇帝自认是老子李耳之后，于是追尊李耳是“元元皇帝”，并把《史记》老子列传排名列传之首；又如郭崇韬自认是郭子仪之后，于是西征路上直奔郭子仪坟头，一厢情愿的大哭特哭。这类“无赖认亲”，认的还只是远祖远亲，除了迴转式的光宗耀祖，尚肉麻有限。不幸的是，这种“无赖认亲”，于今为烈以后，就变得越认越近了。例如罗绍威做了节度使大官，就认罗隐做叔叔，大送其礼；蔡京为了拍当道马屁，就认蔡襄做族兄，大送秋波。后来蔡京当道，蔡薿认蔡京做叔父，蔡京叫自己儿子出来见蔡薿，蔡薿一见，大叫认错了认错了，说他该认蔡京做叔祖才对、认蔡京的儿子做叔父才对，于是对蔡家父子一一磕头，亲上加亲，连认两代焉！

《旧唐书》李义府传，说李义府“既贵之后……无赖之徒苟合，借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我名这一“中国文化”做“无赖认亲”，语意本此。

佛教的《楞严经》有“认贼为子”的话；中国俗语有“认贼作父”的话，在认与被认之间，光宠攀附，都不乏脉络可寻。其中最可叹的是辜鸿铭，一代清流，不幸却被贼所认，不但被第一代称兄道弟，而且死有余辜，连第二代都要咬住不放，强呼“伯父”不绝。老辜何辜，老辜何辜，我随笔写来，真要为辜鸿铭大喊其冤了。

1984年4月14日

从胡老太秘录看钱大头忘恩负义

胡适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是中国村妇，她是胡适留学美国时，被胡适母亲代讨进来的过门“媳妇”，当时留洋回来的学生，大多都把乡下婆子给休了，唯独胡适守信不变，回国娶了江冬秀。胡适给张慰慈题扇面，上写“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显然对这一婚姻心有戚戚。胡适在1950年10月2日，写信给赵元任，明说“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也绝对不能帮我的忙”。可见江冬秀实在配不上胡适，胡适一辈子照料江冬秀，正显出了他的伟大。

江冬秀嫁给胡适后，眼看是一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局面，她心怀自卑，自是常情。这一自卑，从胡家少奶奶变为胡老太后，才算减轻一点，尤其在她晚年时候，收了一个干女儿，她被干女儿奉承得无微不至，她的自卑，也就很少了。

干女儿名叫张婉度，她有一个做过经济部长的哥哥，就是张兹闿；又有一个做过北京大学教授的丈夫，就是钱思亮，她的身价，自然不凡。钱思亮本是一教授耳，抗战期间，没什么名气。他能跟着国民党走，做国民党同路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他和国民党有生殖器串连；第二、他和胡适有假生殖器串连，——他由太太出面，拜胡老太为干妈，当然他就是干女婿。他的干丈人胡适，在台大校长出缺时，自己不做，让给了钱思亮，自此钱思亮就平步青云，变成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了！

自从张婉度拜了胡老太为干妈后，钱家上下，对胡家上下伺候得无微不至。胡适到台湾来，根本住的就是台北福州街二十号钱公馆，胡适约我到钱公馆聊天，我目击胡适被礼遇状况，已近肉麻程度；在另一边，胡老太在美国，就干脆往在钱煦家，钱煦是钱家二少爷，太太是胡匡政；他的哥哥是钱纯，太太是程琪（前教育部长程天放的女儿）；他的弟弟是钱复，太太是田玲玲。在美国那地方，家里住个老太太谈何容易！又何况是别人家的老太太！但是，在钱家上下对胡家上下马屁咚咚里，这又算什么呢？

钱思亮夫妇人情冷暖

不料江冬秀老来认亲，好景不长，胡适突然在1962年死去，胡适一死，局面就更不同了，江冬秀虽然名为胡适未亡人，实际上，在干女儿干女婿眼里，已经与亡人无异。胡适死后5个月，7月20日的《自立晚报》上，就有了这样报道：

上月的《新闻天地》上，有一则短短的报道，那则报道只不过有五六百字，占的篇幅非常之小，而偏藏一角，占的地位也非常的不重要。但是，仅只那短短的五六百字，却在海内外学术界，甚至全国人心上，投下一个沉重的阴影。那篇文章上透露出来胡适先生的未亡人胡师母的若干遭遇，并毫不避讳地指出，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夫妇在胡适先生死后不久，即对胡师母有非常不友好的举动，像钱家把通往胡家住宅的后门封闭，钱氏夫妇见了胡师母理都不理等等。

这篇短文传出来后，不啻一声巨雷，每一个国人，甚至远在太平洋彼岸之美国学术界人士，都为之震惊，一则是以胡适之先生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且为我国一代思想大师，尸体未寒，未亡人竟已开始冷寞，一则是钱思亮夫妇和胡适夫妇的关系是太密切了，胡师母还是钱思亮夫人的干妈，胡师母未去美前，以及胡适先生返国期间，在台都是住在钱思亮校长家里，钱氏夫妇对两位老人家招待之好、体贴之微，乃社会上无人不知的事，而以钱思亮先生当初的地位及与政要方面的渊源，他之能荣膺校长以及达十余年之久，明眼人无不可看出与胡先生的鼎力支持有关。……

到了7月31日，《自立晚报》又报道如下：

钱思亮夫妇人情冷暖

胡适博士逝世以后，第一次传出有关他的消息，是他的义子媳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夫妇，见弃于胡博士的未亡人江冬秀女士，这一件不幸的事情被揭发以后，无异于给自由中国的士林，投下了一枚重磅的炸弹，它的震动性虽不及中西文化论战那样的波澜壮阔，但是它在每一个人心底所产生的反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的。这也充分地显示出人情的冷暖，难怪胡博士一位生前的老友，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慨然地叹曰：“人在人情在，此事自古皆然，我们又何必独独苛求于钱思亮校长呢！”人生如戏，世事变化本来就没有常轨可循，胡博士在生前尝谓：做学问要彻底，对身外事物不要太认真。如今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是这一位素来讲求容忍的胡博士，在泉下有知，一定也会有一种会心的微笑，自慰于他生前对人生如戏一词的界说，果然在他的身边应验了。胡钱两家的交恶，目前正由双方的友好出面在调解中，胡夫人已不再斤斤计较后辈们，她表示只要钱思亮夫妇能够登门道歉一次，给她个老面子，这件事情也就算了，以后彼此仍然可以常常地往来走动。不过，调解人在这两个星期来的说和工作，进行得似乎不如理想，据说是因为钱思亮夫人不愿意让步，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以致才有胡夫人积极要搬家的决心。因此，胡钱两家此番交恶，呈经调解斡旋，但是距离和好如初的日子，似乎还要有一段折冲的时间，才可能实现。

这一事件，正在引起士林关切的时候，忽然新闻断线了，后来得知：是一些有力人士出面，给胡老太找了住处，好说歹说，把事件给压下来了。

胡老太忍不下这口气

这一压下来以后，钱思亮的忘恩负义行径，是不是就给“埋没”了呢？其实不然。胡老太居然忍不下这口气，自己写了《自传》，把它给抖了出来了。胡老太《自传》是秘密文件，据唐德刚《胡适杂忆》所说，是这样的：

胡伯母毕竟和我的继祖母不同，因为她是位大学者的夫人，她也感染到一些书香气息。她老人家那时便告诉我，她也在写自传，可是我一直无缘拜读。等到胡先生逝世后，她老人家再度访美时，向我哭诉一些人世间的不平之事后，忽然交给我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要我替她“看看”。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曼谷时期写的。

我取回在灯下展读，觉得那份稿子太可爱了。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尤其是她叙述民国六年，她未婚夫自美返国到她家中去看她，而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我读来，真如见其人。

后来婚期已近，她如何预备妆奁；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内的心情。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她“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

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笔者以前作打油诗，咏《公园里的雪莱石像》，就认为那块“受了伤的石头”，远没有那深山大泽内“真得可爱，笨得可笑”的“顽石”更有诗意。《三字经》上说：“玉不琢，不成器。”其实玉要琢，就失真义。真爱玉者，或亦以故宫博物院内的“玉器”为“病玉”也。……

当胡老太太把她的原稿给我之时，她或有意要我把它在哥大保存起来。我那时事忙，未想到这点。同时也认为那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所以我劝她老人家继续写下去，乃把原稿还给她了。……

胡老太太那份手稿，不知今在何方？云天在望，希望它没有自人间遗失就好了。

事实上，据我所知，胡老太那份手稿，已经不在人间了，因为它已经被她的长子胡祖望给烧了。胡祖望在胡老太死后，到台湾清点遗物，发现了这部手稿，认为泄密过多，流传下去，对大家都不好，就干脆给做了“自人间遗失”的处理。于是，这部“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就不幸毁掉了。

李敖保存了千古遗文

虽然胡老太《自传》的全稿已经不存于世，但是，有一部分经过胡老太亲手改过的打字原本，毕竟落到我的手中。这篇千古遗文，是人间最后一个原本了，我现在把它公布出来，请大家见识一下钱思亮夫妇忘恩负义的嘴脸，请大家看看世道人心的一斑。

胡老太首先点破钱思亮夫妇对前台大校长傅斯年的遗孀俞大彩的凉薄，她写道：（括号内是我更正的字，标点照旧。）

我来台湾之后，朋友请吃饭。怎么没有傅斯年太太呢？我就问钱太太，她说：“我们有三四年不见面了。”我问她怎么一回事，她说：“她来往的都是不相干的人，又加之怪脾气。”我就说：“你不应该，她没有了傅先生，你们总要同从前一样待她，台湾这点教育，要不是他费尽心血，也没有中央研究院同台大了。”傅先生正直。我过了几天，请傅太太来玩玩牌，也请她同几位有关系的太太见见面。我同傅太太同船来台，傅斯年先生是这样的对教育界朋友，他把一间八个榻榻米房给我做卧房，十二个榻榻米做容（客）厅，我不肯，我说我的客人同你的一样，他坚持让我方便点，我一想也好，大家有客厅起坐，钱思亮夫妇住南房两间，俞部长住书房，他夫妇只有一间睡房，都住满了。

接着点破钱思亮夫妇对特别护士徐秋姣的凉薄：

第二件是一位护士小姐，我回来听说，因适之生病，这位小姐伺候病人特别热心周到，她把适之当长辈看待，她是徐伯（柏）园先生的侄女儿，她陪同适之出医院就住在此地，日夜看护连续三四个礼拜，适之头次出院人精神很好，她（他）自己一定不肯要她住，她就回去了。好在只离开一点路，天天来看看。不久适之回南港，在那边有一天开会吃西瓜，那晚大吐大泻，幸而钱太太带护士去南港，就叫她留在南港，亏这住小姐住了好几天，还是适之一定不要她陪，他好了，一定不肯要，大概四天日夜，应该白天二百元，晚上二百五十元，连上次还有三天算起来，一共四千元。适之就不过意，叫王志维先生买了一个收音机送她，收音机收听台风消息很有用处，人民听见救急不少，台风来了，不巧刚卖完，只有个坏的故退回。过两天中秋，护士小姐来拜节，有张名片，上面写着秋姣放在礼物上，适之就问她：“小姐，你叫秋姣，是今天生日吧？”她笑笑，适之就包了一个红纸包，一千二百元，送她自买收音机，她说已买了一个，适之叫她买别样，她说好我收。钱太太要将护士小（姐）荐给梅校长，护士说我身体困乏，要休养几时再工作。其实梅校长已有护士，同行怕别人见怪，好钱太太就怪人家了，就去护士会去告她，说她向胡适之敲诈，而且，又到个什么会告她，我说不上来。钱思亮大校长自己打电话去南港，请胡颂平王志维两先生签字告护士，他们说明是胡院长自己送她的，我们不能瞎签字，此事万不能给胡院长知道，他是有病的人，要生气的。后来妇女会出来调解，是护士小姐合法，校长先生夫妇应该赔偿名誉。他们也有预备。还是胡颂平先生去说好话，求他们看胡院长面子，要是生气再复病可不得了，她是特别护士，算是大家没事了。但是台大不敢再用她，因校长派头大，一直我到台湾好久，才知道这回事。

我去陈雪屏家，一定请他们让护士出来弄碗饭吃，再要为难她，我就跪到台大去求恩，我实在气透了。一直到适之11月5日又发病那天，毛子水请我吃晚饭，七点钟南港来电话，适之有点不舒服，叫我吃完了饭回去，就找徐护士同我去，钱太太叫了另一位护士，我问徐护士呢？她告诉我去上班了，其实不是那回事。一直到11月28日适之又发病，我打电话给钱太太，说适之要徐护士，她回我说她不管，我自己请她，徐护士又打电话给钱太太，请示她去医院，每天每次都要报告。

钱思亮夫妇的嘴脸

等到胡适死后，一幕幕嘴脸就出来了：

不幸的适之2月24日去世了，大家都难过得不得了。祖望丧后回美第三天，陈雪屏夫人告诉我，副总统要买所房子给我住，院子大大的，好种点花草，让我院子里走走，恰好第三天，陈太太樊达（逵）羽太太钱太太三个人，坐车来接我看房子，在和平东路二段华侨二村三十号，此房情形一、没有院子同草地。二、偷工减料大单薄了。三、地皮比对面低二尺，下雨无处排水，也不能出门了。我说过二天再说，礼拜五回话，她第二天礼拜二就要决定，我只好决定不要了。那墙壁是竹子与泥糊的。里面生白蚁，台风来就会连房子倒的，外墙一望无边，没有人家，吓怕不吓怕，倒省事，用不着抬出去葬了。还要花十三万八千元顶费，虽然不是我出钱，也是国家的钱呀！第三天蒋经国先生来看我，他说对不起，前两天去台南，没有来看你，有需要帮忙处请告诉我。我说适之墓地，预备在中央研究院门外球场山上，他说那山太小不成局面，我说因研究院同事对适之非常爱护，让他们早晚也好照应，如同看见他一样。我又提到住房还没有找着，他说你可别搬呢？你老人家不要动，此房是台大招待所，因适之不是台大的，不能叫思亮为难，你年纪大了，没关系住好了。

千不该万不该，只该请蒋经国先生同我去看看那房子，也不会有下面的事情发生了。

我同钱太大来来往往还是照常，我请钱夫妇他们五月一日吃晚饭。因为马祖圣夫妇，他的太太眼病开刀两次，情况很好，谁知三十号下午，钱太太叫佣人告诉他们的司机，要隅（隔）断后门，佣人来说，我刚好上车出门，心想不会的，谁知他们真的做了，使佣人倒脏东西要走大门绕很多路，还有尿粪的也走大门。

一号，我请他们来吃饭，马祖圣先生说，你去打牌，让我同思亮说照常开后门，你放心，谁知马先生一直没有给我回音，可是我三夜没有睡觉，太难过了。适之死了，连这点情面都没有了。我的血压高到一百九十二度，低压是一百零二度。是我打电话培张兹闿先生，清（请）他来，他来了我就告诉他，你令妹欺侮人太过了，适之死了六十八天，连人都见不到了。好，他把杨继曾部长请来，对不起，钱太太封了我的后门，只好在经济部门前挑粪，请勿见怪。他们也请了蒋经国先生告我，但是等他们赶我，也无消息。钱校长在梅校长灵前见着我（20日早上我和阮维周先生同去），他不认得，而宣传我神经不正常，真利害，但是我负责把这篇东西给报馆登上，请舆论说公道。

五四那天早上，刚好我的侄女来了，不然（久）大华晚报记者来，他再三请我留个机会给他们，侄女说，看姑父面一手提拔，不容易造个人才。表公适之病都亏他，这个只好叫适之在九泉之下感钱校长一家的恩吧！因在他家作客，病送医院。也不过我和他们不同的地方是譬如：钱太太早年肺病住医院，我也不是有钱，但也尽力寄一百五十美元送给他，因我们知道钱校长刚接事，我是爱雪中送炭，是不会锦上天（添）花的，叫他们对得起鬼吧！

适之才死不到四个礼拜，他们就找着那所偷工减料地又低的好房子，也不怕台风压死我。还有那竹篱隅（隔）断后门，天理何在呀！

过年他夫妇不到医院去拜年，因适之每年送干女儿一个红包，他叫我借五十美元给他，替他封好，很高兴，等了三天不来，他也感觉无味，说出来。我劝他可以收俭，留着买书看开心点，他把红包还给我。她的二儿进款很丰富，可不必意思了，从我住在纽约，每年过年寄四十元送给干女儿压岁，从适之来台湾都是也给五十美元，就近送了。钱太太说过，只认干妈，改口叫胡先生了。她的儿子们去纽约哪个不是美元一百元五十元，从没有空回过，过河折（拆）桥。

胡江冬秀留念五、四

赖不过的！

江冬秀这段回忆，重点有四：第一是胡适死后，江冬秀就被赶着搬出“台大招待所”。“台大招待所”固因“适之不是台大的”而使“适之夫人”不能住，但这一现象，并非胡适死后才发现的，“适之”生前，也不是台大的啊！为什么生前就可以呢？第二、钱思亮夫妇把两家相通的后门，给隔断了，后门如该隔断，为什么胡适生前不隔呢？第三、在梅贻琦死后的灵堂前，钱思亮已经装作不认得胡老太了，不但不认得，并且宣传胡老太“神经不正常”了；第四、其实在胡适生前，在胡适衰病侵寻的晚年，干女儿干女婿已经礼数有异了，本来每年都来给干爹干妈拜年的，干爹也每年都给红包的，可是，在干爹风烛残年的时候，拜年的人不见了。江冬秀写胡适包了红包，等了三天，最后把五十美金还给老太太的怅惘，写得真是动人。胡适生平喜欢李塨的话，主张“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但他交的朋友，最后竟然凉薄到“过河拆桥”，他的隐恸，是可想而知的了。

江冬秀是中国村妇，她变成胡老太后，难免有老太太们的一些偏执狂，这是人之常情，在她的笔下，也不是没有可议的语气。但是，她毕竟是一个“纯真”“朴素”的人，她不会做无风起浪的事。以钱思亮夫妇隔断后门为例，钱思亮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的《民族晚报》上答复记者说：“自胡先生去世后，我们夫妇虐待了胡夫人，这有点冤枉，我们以什么方法虐待？如何虐待？”钱恩亮又说：“因为根本没住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吵闹’，更不可能‘封锁一向来往内室之门’。”钱思亮告诉记者：他的家是福州街二十号，胡老太的家是福州街二十六号，他这样一说，给人的印象当然是两家隔着门牌的，既然隔着门牌，自然就无所谓隔断后门了。

殊不知钱思亮虽然家在福州街二十号，但是二十号是豪华官舍，包含二十二号及二十四号在内，二十四号过来就是隔小巷的二十六号，当时的确一直有后门直通二十六号。如今隔断属实，并且事先根本不与胡老太打个商量就予隔断，当然是冲着胡老太来的，胡老太因此而有怨言，“三夜没有睡觉，太难过了”，自然是无异“虐待”了。她说：“适之死了，连这点情面都没有了。”自然是可以同情了。

由此可见，钱思亮瞒天过海，并找出毛子水、姚从吾、查良钊三个乡愿学人来帮他瞒天过海，是完全禁不住李敖的查证的，钱思亮公然扯谎，并忘恩负义属实，这是再怎么狡赖，也赖不过的！

钱婉孙在《我的爷爷——钱思亮》（《秋海棠》第四期）里，说钱思亮“是个仁慈的长者”，“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他的慈祥与宽怀”，有“高尚的节操”。并且，“从爷爷的待人接物上，可以确切地察觉出他的重视礼节，即使是最基本的小地方”。如今，从一个“后门”“最基本的小地方上”，我们领教了钱思亮的“仁慈”是什么、领教了钱思亮的“慈祥与宽怀”是什么、领教了钱思亮“高尚的节操”是什么，也领教了钱思亮的“待人接物”、“重视礼节”是什么！

今天报上说，钱思亮死了。从国民党党报以下，对他是一片谀词，这是我们这些正义之士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快笔为文，写出钱思亮忘恩负义的一段秘事，一方面要打倒国民党的同路人，一方面为人间的公道与真理，再做一次清洁溜溜。——还是一句老话，只要我李敖不死，台湾就有正义、中国就有正义，伪君子们是无所遁形的！

1983年9月16日夜至17日晨

（后记）钱思亮是我在台大时的校长，外号“钱大头”，我在校期间，和他毫无往还，只在毕业谢师宴中，他跑来了，特别拉我过去，跟他聊天。后来胡秋原到法院告我，钱思亮为胡秋原提供伪证，我跑去质问他，他同我打太极拳，并告诉我一些别的事（如胡适写信给我，结果信被胡老太扣留了，他见过此信等），我不得要领，后来写信给他如下：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中己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3月19号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辩正史实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参考了小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变”期间民国二十二年12日11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坦然陈述，自无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钤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做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湾大学52校图1314

敬复者：3月21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惟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纪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9月内有无借阅各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无此纪录（五十年十二月九日该生曾借民国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启五十二年4月5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目张胆地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失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太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暑，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一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的“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固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1966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五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后来我慢慢知道：钱思亮做国民党的同路人，打击的范围，还不止对李敖，还包括对殷海光，关于对殷海光的部分，我都写在《千秋评论》里了。

钱思亮的无情无义，还不止于对“高阶层的”，他对小市民们也一律如此，我举一篇1951年11月2日《中央日报》的小广告为例：

杨天毅敬告台湾大学钱校长思亮勿以霸道欺侮难民并吁请省公产处从速合法合理处理温州街四十六巷二号日产房屋纠纷启事

查温州街四十六巷二号日产房屋原系黄婉华于三十六年5月迁入二十八年3月与台北市政府日产室订立租约并自三十五年4月起缴纳租金以迄去年九月由天毅出资顶住依照日产房屋租赁办法向台北市政府日产室缴纳建教捐过户换领市日产租字第一二六七三号租约租折各在案乃贵校长竟以上项房屋为台大所租赁蒙请法院勒令迁让勿论本人有权买受经贵校长去函破坏正依法力争中即以贵校措施而论系争房屋既未标明为台湾大学所租用又未于贵校蔡西坤离职时派员接管迨天毅出资向黄婉华顶住过户换约后出而告争不仅迹近纵容抑且有以霸道欺悔难民之嫌天毅既与台北市政府订有租赁契约即属有权居住台北市政府就系争房屋所为双重出租行为自有其法津上之责任殊不能凭白湾大学一纸公文将租约非法吊硝而天毅依法请求公产处承购又因台湾大学一纸公文致遭拒绝一再迫害实属忍无可忍除提起再审之诉请求救济外敬告贵校长勿以霸道欺压并恳请省公产处秉公处理依照政府法令保障现住人权益以张公理而维正义

从这篇小广告中，我们不难看到，为虎作伥的钱思亮干的是什么了。

如今钱思亮盖棺了，我的综合论定如下：

一、钱思亮曾是优秀的化学教授，后来做了学官，所学荒芜了。

二、钱思亮是国民党同路人，帮国民党把持台大十九年、中央研究院十三年，国民党党报说他有功学术，事实正好相反。

三、钱思亮帮助国民党打击自由分子李敖、殷海光。

四、钱思亮忘思负义，“虐待”胡老太，并使胡适遗著胎死腹中。

五、钱思亮是伪君子的一个典型，也正是国民党所支持的学人的一个典型。只有国民党的卵翼，才会出现这种学人；只有出现这种学人，才会有全是坏蛋的第二代。

以上五点，有心人可从《李敖全集》和《千秋评论》中查到证据，我是历史家，论定人物，是有证据的。我下笔为文，有火气，但火气要以证据为基础，我是有证据的，不怕读者不信，除非读者也是伪君子！

辜振甫忘恩负义了吗？

今年1月9日，台北隆昌公司服务有二十年年资的林永智，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注意辜伟甫死后，他的遗嘱不被执行的内幕，要我主持正义。林永智同时提供给我许多秘密资料，我请黄怡整理了这些资料，并访问了林永智，我觉得这一事件有深入查证资料的必要，想多看一点辜伟甫老家鹿港方面的。2月11日，林永智又来信，说：

1月10日写信给李先生，1月20日接李大哥电话后，除了兴奋，数天睡不着觉外，于1月23日将有关资料送给您，因索取资料，鹿巷方面由之知悉李大哥将做“正义之声”，但1月27日（辜振甫）台泥公司事业关系室副主任王寮，要求鹿港不要提供资料，故我给您资料时，是我手上有的。……总之，目前所有二百多个债权人、职员等，均知李大哥将有文章问世，每人均期待着，充满着希望。……

林永智所说的债权人、职员等，绝大部分是鹿港乡亲，这些辜家的被害人，是老牌汉奸辜显荣死有余辜祸害下的小百姓，他们无力喊冤、无力抵抗国民党中常委辜振甫的忘恩负义，因此由林永智发难，找外籍兵团李敖救他们。我是最喜欢打抱不平的、最爱管闲事的，所以就决定开写了，只可惜资料不够完全，我只能写出粗枝大叶，我希望知道辜振甫隐私和劣迹的人，以后继续接力。

辜老六遗嘱

在老牌汉奸辜显荣的八名子女中，辜伟甫排名第六，人称“辜老六”，和排名第五的辜振甫是同父异母兄弟。辜伟甫在1982年（也就是他六十四岁那年）的4月中旬，忽然发现体重遽减，且顿感疲惫，十多天后，声音开始沙哑，但他始终坚持不肯接受体检，一直延到7月12日，发现臂后生瘤，于是割治，化验后是恶性的，再住院检查，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肺、肝和表皮，又请日本治癌专家早日教授来台诊察，都没有效果。8月19日，再赴台大医院照射脑断层，知道癌细胞已扩散到淋巴腺。9月15日，感到呼吸困难，虽经使用机械恢复正常，但到了25日，病情又更恶化，过了两天，陷入昏迷，血压开始下降，当天午夜去世。

辜伟甫和日本籍的太太后藤具味共生了三子（晏宏、敬之、弘毅）、三女（和子、千贺、婥君），和洪富美女士育有一子。

辜伟甫发现他得了癌症后，立下了一份遗嘱。到目前为止，遗嘱只有数份，由他亲密家属保管，内容如下：

遗言

我自感身体状态，异于寻常，特请二姐、三姐、五兄、四嫂、五嫂等及顾问律师在场，交代下列事项，请诸位替我做见证，并请五兄替我执行，宽敏今天不在场，我希望他回国后参加见证：

一、我现在执行的荣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隆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拜托五兄替我处理。荣星公司我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以荣星为名，具有追念先父的孝思，社会各界也将荣星花园和民俗馆同样，视为辜家所有，而非我个人所有，所以希望中国信托收购荣星股权，由五兄继续经营；隆昌公司部分资产较分散，处理较困难，糖厂已决定在今年结束，粉厂部分亦应随着公司而结束。

二、荣星公司的土地公告现值约新台币十亿六千万元，加上其他资产约十一亿六千万元，实际价格可由中国信托请专家适当评价。荣星公司股权出售的价款，请五兄依下列顺序替我处理：

（一）偿还债务：现有债务约新台币两亿三千万元，另外尚由洪富美女士经手部分四百万元，没有凭证，也应列入。

（二）赠与：民俗馆基金一千万元；民俗艺术基金会三百万元；台北生命线二百万元；孤儿奖学金五百万元；纯如、树仁两孙各二百万元；宽敏二百万元；秀治二百万元；李琼三百万元；吴法欣三百万元；洪富美一千万元。

（三）余款一半赠与五兄；另一半由旧股东按股权分配。纯如、树仁受赠的款项，请启允、成允分别代其管理监护；弘毅现仍在学中，其所得款项，此后五年内，请五嫂代为保管监护。

三、隆昌公司资产，应按股东持份分配，但过去因税金问题处理不当，让四嫂、五兄增加税金支出，此部分应优先偿还。

四、荣星合唱团和荣星幼稚园都是以荣星为名，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希望能继续发展，目前均无经济困难，略有存款准备购买固定场址，拜托五兄有机会代觅场所，最好成立财团法人。

五、子女方面，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不操心，愿各自奋斗努力。

六、今后我将安心养病，如可痊愈，当继续为社会贡献，如有不测，乃属天命，具美子及玉子等对台湾社会事情，较不了解，并请大家多予指导。

以上由谢长廷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签名。

遗嘱人辜伟甫

见证人谢长廷律师

辜振甫

辜严倬云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7月24日

死出麻烦来

辜伟甫在1982年9月27日去世，依照遗产税稽征程序，辜家应该在第二年3月27日前办理申报，但是天知道是怎么申报的！因为遗嘱一直未得执行。所以未得执行，还不仅在于遗产税申报的问题，因为无论赠与、无论生前债务的偿还，都有待现金来解决。辜伟甫生前债务达三亿二千多万（一亿二千万为银行贷款，一亿八千万为民间贷款），他的继承人根本无法现金支付。

遗嘱中说的荣星花园，有三分之二确实系辜伟甫生前所有，这是他经营隆昌公司三十多年来最大的一笔土地投资，原意想做儿童乐园，后来做了花园。花园的三分之一，属于国有财产，暂做花园的相对条件是辜家必须把自己的地继续做花园，而且门票不能收高。

这块地虽说按公告地价，值十一亿六千万，但却是公园预定地，唯台北市政府有权收购。但指望市政府在短期内收购，是绝无可能的。这是一个死结。

另外，隆昌公司是一家经营红糖的赔钱公司，现在连红糖业务都结束了，剩下面粉在生产。是另一个死结。两个死结之下，究竟辜伟甫生前欠的债，如何解决呢？我们试看一些纪录：

1982年12月1日，谢长廷、廖健男律师发出债权登记通知书。

1982年12月25日，辜晏宏和谢长廷刭鹿港报告清偿债务办法。

1983年1月31日，辜晏宏签署清偿债务协议书，答应在1983年4月底以前，清偿本息，或提供荣星花园及隆昌公司等产权交付设定抵押。

1983年4月底，辜家一再失信，逼使债权人提起诉讼。

辜伟甫民间贷款的债权人，以借用证明为准，一共一百九十人，但实际上是分摊在上千的人身上，因为在鹿港地区，能借的都借遍了，很多人甚至是在不知辜伟甫死将临头的情形下借出的。

1983年6月起，隆昌公司八个职员一个月十五万的薪资发不出来；10月起，荣星公司五十个职员的薪资也发不出来了；11月起，隆昌公司向华南银行借的一百万元，未缴利息，于是法院来查封周永嘉的住家。周永嘉是隆昌公司的台北总管，服务了四十年，他做这笔借款的保证人，结果他潮州街的家到现在还贴上封条。

辜振甫想放水

辜振甫在他弟弟生前，答应做遗嘱执行人，并在遗嘱上签名无误。但是，到了1983年却后悔了，想放水了，他以本身事业繁忙为理由，声明辞退，台北地方法院做了裁定，另指定财政部国有财产局为遗嘱执行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七十二年家声字第十九号，七十二年7月25日）。但是国有财产局不愿接这个烂摊子，它抗告。这时台湾高等法院的民事法庭发现，虽然辜振甫曾依法定程序，请求辜宽敏、辜秀治、辜津治、辜注治四人，另选定新遗嘱执行人而不果，但并未提出辜伟甫的亲属表和户籍藤本，证明前面四人和辜伟甫的亲属关系，所以“尚无从认为亲属会议不为改选遗嘱执行人，原法院未详为调查，……自有未当……原裁定应予废弃”（台湾高等法院民事裁定，七十二年度抗字第二七七六号，七十二年12月23日）。

抗告成立，结果辜振甫还是推不掉这个遗嘱执行人。

同时，民事官司的诉讼成果也逐渐显示出来了。到1983年12月底为止，已经有四千多万的债权被判定被告应给付，辜家又不得不拿出由债务人负担的五十万元诉讼费用。

如果辜家不解决其他未提诉讼的债务，一旦提起官司，他们起码又必须负担一百多万元的诉讼费用。

另一方面，辜伟甫其他零星的房地产，也洽售不成。在这种情况下，辜振甫只好答应支持一亿元，但辜伟甫的民间贷款本金加利息。目前已逼近两亿，能否以一亿顺利和解，尚在未定之天。

太教人看不过去了

中国老话说：“富不过三代”，从辜显荣、辜伟甫到辜晏宏，刚好是三代，如果不是靠台湾水泥公司和中国信托公司这些辜家事业的支撑，辜伟甫早就应宣告破产了。

台湾水泥到去年为止，都还是台湾排名第七的民营制造业，营收净额是一百零四亿九千万元！资产总额在一百零六亿以上，税前净益在四亿以上，员工有二千三百多人。但这些都是辜振甫一手奋斗出来的吗？

我们可以这么说，辜家有今天，还是靠辜显荣的旧底子，因为台泥和台湾农林、台湾工矿、台湾纸业一样，原来都是国营公司，1952年国民党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把这四大国营公司股票拿来抵偿地主部分地价，辜家率先响应，掌握大批股票，所以1954年以后，台泥移转民营，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辜家的手上了。

辜家有这么多的财产，真正的基础，是辜伟甫打下的，辜伟甫是最早和国民党大员搭上线的人，他不搭上这种线，就无从建立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关系。在三十多年前，他的哥哥辜振甫尚是台独分子，穷途潦倒，没人理他。后来他变节投靠国民党，靠弟弟的奥援，自此青云直攀，在权势和金钱两方面，都凌驾弟弟之上，相对之下，辜伟甫反倒弱下去了。虽然如此，基于饮水思源、基于手足之情、基于临终遗嘱与受命、基于辜家对外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辜振甫自然无法不出面收拾烂摊子，但是，事实上，辜振甫却一直想躲、想放水，这样一来，就太教人看不过占了。

林坤元上条陈

1983年6月23日，七十高龄的鹿港名医林坤元“为一群可怜的鹿港人”，写信给辜振甫，终于做了忍无可忍的陈词。全信如下：

振甫吾兄惠鉴：

久疏问候，谅必安好。

弟未曾走访赐教，匆促冒昧走笔，殊深歉疚，尤希赐愿。因昨下午二时许，十多位街内有志，突然来访，使我惶恐万分，请问来意，内容非常复杂，无法一一详告，兹将综合概旨，逐除略述，奉告于后，以资参考：

一、忆起十年前，开设民俗文物馆，是由当时省主席谢东闵先生建议，得到令昆仲同意而成的，斯时弟也被聘为该馆董事，忝辱末席，参加维护古迹文物系列，与辜府五位董事，共襄盛举，至感无上光荣，永生难忘。

二、谢副总统东闵学长，与弟台中一中同班同学，他光复后回台当初，也曾经住过寒舍几天，人尽皆知，其后每次有机莅鹿，没忘旧情，一定拨驾来访老友，因此一般街内人士，都认为弟与副总统是无二亲友，定必交往甚密，依据上述两条为由，故敢大家会同，特来拜访恳托。

三、他们握住如上关系，要求弟为一群可怜的鹿港人，上书谢副总统，异口同赞他，是位有情有义、德高望重的长者，待人接物，无微不至，过去一本初衷，都是爱护辜家，不遗余力，于是特来要求本人，恭请他特出一臂之力，主持公道，劝告吾兄您毅然发挥勇气，为辜家声誉罔顾一切，挺身而出，严格执行令弟遗嘱，清理一切债务解决毋妄之纠纷，保持得来不易的贵府声誉其一，而免辜负令弟生前寄托遗嘱其二，这种于情于理于法两全其美的行事岂可何乐而不为呢？世上所谓断情取义岂不闻乎？

四、弟承蒙众人，如此过大估计看待，实不敢当更无能为力，尤其古人有言：“清官难断家务事”，“吃三年清斋都不知人家内事”，于是好好当面婉谢。

五、他们自从发生纠纷至今，自叹入天无门，走地无路，遍走天下寻找，没有适当人物，才想出此举相约会合齐来，向弟诉苦要求，然而我听了他们的话，综合起来，却也不是无道理，于是我在暗想：关于辜家之事理应辜家自行处理，辜家不是没有适当人物，何况现在更有聪明族长何其不能之理？是不为也，至于有关鹿港人的事，也是要鹿港人自己来处理才对，以愚见，这种问题毋须恳求劳累高官显要出面来相助吗？岂不是家丑莫出外扬呢？此乃只在是否诚意而已，事在人为也。

六、今日国家多难之秋，兄乃国家唯一大栋梁，而为国家做了广大的贡献，孟圣曰：“未能治家焉能治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君岂不闻乎？际此以客观立场，平心而论，凡我鹿港人者，均对辜家有充分深厚的了解，换过来说，能了解辜家者，也是要鹿港人也，原来辜家是出于鹿港，辜家的发迹，也是由鹿港的，因此鹿港就是辜家的根，有鹿港才有辜家，有鹿港人真心的捧场，才有辜家今日之声誉，至于世上，谁能真正了解辜家呢？我敢断言，唯有鹿港人，才能真正了解辜家，不是真正的鹿港人是无法真正了解辜家的，换句话说，任何外地人，都无法了解辜家，这个事实，辜家全体勿论任何一分子，都应该认清知道的，今日社会，三朝变局，世情动荡，世事与兴革，变化万千际此，除了鹿港以外全省每一角落，都有虎视眈眈另眼相看之分子，由最近的“扫荡”就可窥其一端吗？兄岂不知乎？

七、今日不幸令弟伟甫先生去世，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可观的债务，有赖吾兄执行其遗言自行来处理清偿债务，使其能够早日圆满解决，依我所知，论令弟之才华，实今世之硕彦，天资颖悟，聪慧过人，胸怀大志，勤读不懈，急公好义，造福人群，广结人缘，乐善好施，做事清正，豪爽正气，待人以诚，交友以信，尤其维护古迹文物，早有卓见，功在地方，遐迩同钦，天不假年，何意一病不起，巨星忽而西沉，壮志未酬，饮恨千秋，噩耗传来，同深哀悼，莫不为之惋惜，痛老友之谢世，哀哲人之其萎，悲何能胜？弟在美闻讣，即刻写信，寄大峰大楼隆昌公司给令侄晏宏君，致唁慰问，待至10月24日赶回，10月25日亲往辜府，祭拜于灵前，慰问令弟妇，时令侄不在，隔一天10月27日由鹿港赶上殡仪馆，参加公祭，式场严肃，鹿港聚英社南管哀乐极表悲壮，使我追思孺慕不已。

八、盖闻明德之人后嗣必昌，今弟膝下兰桂虽有盈座，没乃父风，不知何故？不遵其父遗言，一意孤行，莫名其妙，真是令人费解。据闻过去令弟在故乡，有关金钱出入，历史悠久，在鹿港人的心目中，皆认他的为人、尊重他的人格，所以没有计较任何担保，仅依凭一纸，就能借到如此庞大的数目，岂不是看得起辜家、信用辜家、了解辜家而来呢？敬请要知道绝不是财力雄厚的辜家，每年按期拨巨款来施舍济助鹿港人的，也不是每一个鹿港人厚脸皮时常都想向辜家伸长手、求乞的，均出于双方愿意、出于乡亲爱，而看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人格，取信于他，才有今日借到如此庞大的数目，事非偶然吗？然而对于这笔巨款，更要知道不是这群可怜的鹿港人去抢劫而来的不义之财，正是这些人一点钱、一粒汗，辛辛苦苦得来不易的神圣宝贵血汗钱，而对此置之不理，任其拖延下去，定必引起公愤，在所难免，届时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

九、据闻令侄晏宏君，他父亲去世后，对于所遗下有关债务清偿，当初表示非常诚恳，然后不知何故？而来变卦，有人指说，吾兄在于令弟生前，姑念手足之情，愿意接受其遗嘱，承担执行遗言职务，至于令弟去世，也即刻履行诺言，以执行人身份，随即下令令侄晏宏君，为继承令弟有关企业的董事长，由此令侄得权，进而逞其本性，加上有人从中教唆煽动，致使后天增加失调，无法自主，任人摆布，是非曲直不分，变成失落理智，才出蛮横不讲理，造成这场不近人情事端，岂不是辜家一大献丑乎！如此走上歧途，做出事与言违，自欺欺人，可谓一大憾事也，依如上述情形，凭良心而言，吾兄既然乐意承担执行遗言，而事实上，也已执行职务任命晏宏君为董事长在先，然而事后，借以事业繁忙为由，推卸职责，似有前后不无矛盾之嫌，奉劝吾兄，请勿走上绝情灭义之路啊！

十、兄乃辜家族长，理应缅怀令尊耀翁，斩棘披荆、开基训业、兴业治产缔造之艰辛，宜加珍惜，体念血脉相通手足之情，认明本是同根生，切勿以数十年来，各自经济独立，互不相干为由，推得一干二净，罔顾一切，弃之于千里，于心何忍？际此愿老天爷、上帝，赐您片刻的三思回忆！聪明的老兄！是非曲直，自有自知之明，毋须本人再复如赘言了。时至今日特来进一言：吾兄身为辜家长者，必先独善其身，不求闻达，不争名利，率先开导后代，发挥辜家优良传统精神，使世代诚信家风，发扬光太，希劝告令侄晏宏君，此时此地要知道“借必还，还必清”之理，宁可避免一切纠纷，出面诚意解决“辜”该得的得，不该得的不得，以免丑名流芳于万世，宝贵声誉是用钱买不来的，是由历年来，累积心历路程，辛辛苦苦积善积德所得来的，愿您提出勇气，制恶扬善，重振家声，使家势发扬光大，显祖荣宗，乃目前之良策也。

十一、振甫兄，昔日令尊在世，与谢静秋先生相处甚密，然而对故令兄辜皆的（皆得）先生的由来，一段故事，您是否知道？故令兄当时要进入辜家，被承领养，就是与生俱来辜家有缘，则辜家应该得的，所以斯时，由谢先生（心德仔先生）替令尊代为命名。曰：“辜皆得。”然而今日发生事情相反，令弟伟甫先生先来作古，但他遗产，却不能全部由“辜”该得的，还有部分是“辜”不该得的，这由令弟遗言，第一条明确指示“处理荣星股权以优先清偿全部债务”就可证明确有负债，债必清还，是不能“辜”独得的，依如上述情形，既有遗言指明不能“辜”该总得，应理出公论，就不可自圆其说而独吞了，据闻对于债务数目，有点发生疑问一事，此乃辜家个人内里私事，与一般外界债权人无关，可自行自清吧，切勿因获罪，而转过于无辜债权人身上啊！古人有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四脚，人两脚，是不能夺理强霸的，敢烦转告令侄，请勿轻视这群可怜的鹿港人为懦弱庸夫，他们也有受严正法律的保护，于是敬请趁事还未酿成恶化，赶紧出面收拾僵局，矫正歪风邪念，合情、合理、合法解决，履行清偿全部债务，切勿与府上内里之事鱼目混珠合并在一起，必须另行处理，才是贤明措施，也不失为辜家族长之气魄也。

十二、最后再有一件悲愤交加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的惨事奉告于后：就是舍侄林大宜，六十四岁，台中一中考进东京农大与令弟伟甫先生一中同学，也与舍侄林堆增台中一中同学，更在日本东京也是同学。在扶桑期间，三人如同手足，互相照顾，回台后，也是交往甚密，互相信赖，合作无间。听说勿论建设民俗文物馆或整理荣星花园，甚至彰化花苗种植苗圃等，都是一任大宜一手负责处理，至于雇用一切工人的工资，过去都是均由大宜先代付，然后请求。但最后几次明细，自从令弟还未去世就提出请求，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交代，此间令弟已于去年九月二十七日不幸来先走，其后哪知大宜，也来病倒，呻吟在床数月，至于本年五月十六日与世长别了。向令侄晏宏先生开出的讣音，却被退回，使舍侄媳满腹悲愤，含冤在心头，感到人情如纸薄，内心痛苦，有口难言，无处可诉，谁能了解、谁能知道呢？尤其代负债务，无法清偿，这岂不是人道上，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之绝招乎？如此情形，未知令侄新董事长知道与否？噫！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总而言之，茫茫人海中，弟乃庸夫俗子，小草无名不出山，只舍埋名遁世，与草木同朽，岂可不自量也来与人为伍，而贻人以笑呢？叨在同宗知交，本想不要麻烦相扰，但事与辜家世代声誉有关，不忍因此被毁于一时，历历目睹在眼前，故敢大胆冒昧直言相谏，我知道，此时苦口婆心，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也许会被讨厌而被不接纳，可是我相信将来总会有一天，定必真相，公之于社会、昭示于天下也。

旁观者清，以最客观立场竭尽愚诚，略述感怀，谨笔于此（字里行间，用句若有不雅之处，敬祈察谅），未知高见若何？倘蒙俯允采纳，毋任感激之至。我相信，令弟灵魂不远，当有听闻，含笑于九泉地下，谨此以慰在天之灵，草率失敬之处，幸勿见怪，则辜家幸甚、鹿港社会幸甚。

弟林坤元敬上

1983年6月23日

辜振甫既骗死人，又骗活人

林坤元老医生这封信，字里行间，已经把辜振甫对辜家欠鹿港乡亲的债务，想躲开不管的心态，一一细表出来了。老医生语重心长，劝告辜振甫“挺身而出，严格执行令弟遗嘱”，“保持得来不易的贵府声誉其一”，“免辜负令弟生前寄托遗嘱其二”。他认为辜振甫这大“族长”，有足够能力与财力处理此事，“何其不能之理，是不为也！”并且，“有鹿港才有辜家”，怎可倒账赖债，施之于自己人的头上？何况辜振甫既然签名于遗嘱之上，且已“执行职务任命晏宏君为董事长在先”，岂能“事后借以事业繁忙为由，推卸职责”？因此他“奉劝吾兄，请勿走上绝情灭义之路啊！”老医生的力持大体，并以识大体勉辜振甫，亲笔写信，前后八大页，诚意感人，但是，辜振甫呢？他收到信后，却在七月十四日回了这样一页中文打字信件：

坤元先生惠鉴：

弟于6月中旬前往巴黎开会后又转道美国而日本昨始返抵国门即展读6月23日

大函敬悉一是渥承垂切至为感纫舍侄晏宏处理亡弟伟甫生前债务各节

尊见所及弟早深同感曾于5月30日专函舍侄责其务必恪遵遗嘱切实履偿债务以维诚信之家风爰将原函复印本附请

台察弟以公务纷繁长日奔波国外几无容暇日内又将出国除再嘱相关亲友及新遗嘱执行人妥谋解决之途径外爰先布复并伸谢忱颛此只颂

台祺

弟辜振甫拜启7月14日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辜振甫显然在这封信里，无耻的把责任都一一推了开去，他说他“专函舍侄责其务必恪遵遗嘱”云云，是把责任推给辜晏宏；他说他“再嘱相关亲友及新遗嘱执行人妥谋解决”云云，是把责任推给第三者。他写这些大打太极拳的话，完全忘了他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在辜伟甫遗嘱中，开宗明义就是“请诸位替我做见证，并请五兄替我执行”，这遗嘱是经过辜振甫签字答应了的，又如何能赖？何况，在辜振甫这封信后五个月，台湾高等法院民事裁定（七十二年度抗字第二七七六号）中还说，辜振甫是“怠于执行职务”的“遗嘱执行人”呢！他这一身份尚未解除，又何来叫“舍侄”去“恪遵遗嘱”呢？又何来“相关亲友及新遗嘱执行人”呢？这种诪张为幻，岂不是无耻的乱打马虎眼吗？

林永智1月9日给我的信上说，辜伟甫临死前，“其拥有资产光只花园土地价值在十亿以上，但略有负债（约在三亿元），是以耿耿于怀，经其兄五爷当面首肯出面负责解决，五爷并在六爷之遗嘱上签过字后，含笑而逝。”可见辜振甫当时是答应过将死的兄弟的。如今兄弟尸骨已寒，辜振甫却人心更寒，既能骗死人于先，又骗活人于后，什么都狡赖得一干二净了，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们还能坐视吗？这种国民党中常委的丑恶，我们还能放松吗？为今之计，至少鹿港人应先联合起来，公然宣布辜振甫的忘恩负义、公然宣布鹿港人以他为耻，大家先以道义的制裁，制裁这无耻的败类。——是时候了，鹿港人起来啊！

1984年3月21日晨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

1968年，我三十三岁时候，在国民党的迫害下，以贩卖旧电器维生，并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这年发生了柏杨冤狱事件——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为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前一阵子王晓波不公道的写文章骂我，但在骂我之余，也不得不承认：“但我要讲公道话，李教在私下，至少帮过雷（震）、彭（明敏）和柏杨。”王晓波对我义助过许多人，语含讥讽，认为我不该自己说出，但是，我李敖这些侠骨柔情，既然深知内幕的王晓波、柏杨等人都不吭气——一连十多年都不吭气，这好像也不是君子们的“扬善”之道。我觉得我生平做的这许多侠骨柔情的事，内容也许是何足道哉的，但是它们的施教作用、它们的警世作用，却不可等闲视之。因此，我居然心血来潮，要写它一点了。——知我者，其小人乎？罪我者，其君子乎？

上帝保佑司马光

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特别一提的是，柏杨作品中，有些有价值的看法，竟是跟着李敖的文章“顺流而下”的。例如，我在1964年春天出版《历史与人像》，发表《宋帝始生异象考》，到了同年冬天，柏杨就发表一系列始生异象的文章。这类事按说没什么好提的，但是别有用心的君子们，也许会粗心的以为我雷同了谁，我只好把写作时间对照出来，聊以自明一下。

总之，我对批评柏杨的作品实无兴趣。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令我想起一个外国作家自嘲的一段话：“我写作了几十年才发现我没有写作天才，但是，太迟了，我已经成名了，所以只好再写下去了。”如今柏杨甚至连写那种杂文都写得难乎为继了，他持盈保泰，连警察总监也不惹了，而要把《资治通鉴》翻成白话了。唉，上帝保佑司马光！

我认识柏杨在1965年4月4日，那天一些朋友在台北中山南路交通招待所欢宴林海音访美，我素来讨厌欢宴，但是海音是最早赏识我的文学天才的人，我还是去了。少长成集之中，正巧与柏杨同席，就认识了他，但此后并没来往。这年12月文星杂志被封，拖了两年，文星书店又被封，在文星书店被封前，柏杨在国民党攻击文星的高潮中，曾写文章攻击文星，当然令人不快。他那时的职位是《自立晚报》副总编辑。

柏杨是国民党高干

柏杨进《自立晚报》，有一段原因。柏杨去《自立晚报》前，本是国民党救国团的大将，是非常“得君行道”的显赫人物。在横贯公路完成时，国民党“层峰”“巡视”，他曾“随侍”在侧，为“横贯公路十二景”题名，他的显赫，由此可见；他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也由此可证！

不料，一次桃色事件害了他。柏杨是当时救国团组长级的高干，家中已有妻小，他在主管夏令营、冬令营之时，竟出现了与文艺营中的女学生艾玫（倪明华）相恋的事，自然不利于众口。再加上艾玫的父亲（台中农学院教授）向救国团抗议，于是团方为整肃风纪，便请柏杨下台了。

柏杨下台后，遗弃了发妻齐女士，和艾玫过着苦日子。《自立晚报》头儿李子弋很可怜他，请他去《自立晚报》。后来《自立晚报》因为言论出事，国民党联合吴三连系强迫李家班退股，李子弋就离开了。李子弋同我说，他对柏杨极不谅解，他们李家班垮了，柏杨反在吴三连系的《自立晚报》升了官、当了副总编辑，事有蹊跷。我劝李子弋不必多疑，不要为提拔过谁而有遭到忘恩负义之感，至少真相没澄清前，不必这样怀疑柏杨。

柏杨在《自立晚报》副总编辑时代，很是风光。1966年12月12日，他陪警备总部政工上校汪梦湘（东方望）到我家。我不在，他留条而去。

1967年，在美国的孙观汉，以科学家立场，肯定李敖是天才，他写了《李敖和天才》寄《自立晚报》，柏杨是重视孙观汉的，就登了出来，并转来这年3月10日孙观汉给我的信。此后他和我偶有来往，并写信给我，他的信，简明而有雅趣，比他的文章好多了。我选三封如下：

一

敖之兄：

很抱歉，孙观汉先生有封给你的信，因为他的书要出版，必须要把它插进去（附《李教与天才》之后），所以我拿去进行排版了，现已排毕，专函转上，只是经过印刷厂排字工人之手，弄得很脏，乞谅乞谅，但真迹无改。专祝

大安

衣洞上五十六年3月20日

二

敖之兄：

请通个电话！

柏杨上五十六年3月12日

贵府没有电话真不方便，最好卖裤子装一个。

三

敖之兄：

东方望兄拟明（三十）（星期日）下午二时半至五时间，在中华路第一百货公司十楼第一酒店，请吃下午茶。请驾莅，第一酒店为大地方，要走武昌街侧门，千万别摸错了也。专祝

大安

柏杨上五十六年4月29日

在写这些信时期的柏杨，不但是《自立晚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平原出版社的负责人。平原出版社是柏杨私人的出版社，以出版他自己的书为主。社址就在他家“柏府”里。“柏府”坐落台北市复旦桥边的新式公寓（敦化南路三六二巷十八号之二）室内应有尽有，布置高雅、略显豪华。中有一间书房，柏杨常在书房写作并办业务。柏杨很勤勉，下笔又快，字也写得流利，书卖得也好，经济情况，大非李子弋收容他时候可比。柏杨在“柏府”时代，有娇妻娇女，有佣人伺候，生活堪称美满，在世俗眼中，自是幸福家庭，不在话下。

“大力水手”事件

1967年是柏杨同我来往较多的一年。这年4月30日，他陪汪梦湘来看我；6月11日，我帮他装修汽车（他要学我装修汽车的法子装修他的汽车）；7月26日，我隐名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他来见证；10月21日，他请我在他家晚饭等，两人虽无深交，但也谈得不错。

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点半，柏杨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柏杨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

第二天（3月1日）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27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如下：

观汉先生：

前天（2月29日），艾玫被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台北处押解，侦讯15小时之久，深夜12时始返，进门即放声大哭，双腿浮肿。我于昨天（3月1日）上午9时，也押解到该处，侦讯27小时之久，只偶尔合目，但天雨天寒，年纪已不容称英雄矣。幸蒙暂时释放，感谢无涯，释放时妻女往接，三人抱头痛号，真不知此是台北，抑是另一世界也。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国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冻馁之加，不能怪谁。不过迄今为止，司法部调查局办案人员，都彬彬有礼。此是国家力求进步的成就，对人的尊严，有高度维护，是一可喜。但这只是枝节，内涵如何，则窃未知。

说了半天，还未说到这场文字狱的来龙去脉，去年（1967）5月，艾玫主编《中华日报》的家庭版，增设《大力水手》漫画，为美国金氏社出版供应，当时曾向社方报告，请政大女生颜素心翻译。可是有一天在饭桌上，艾玫忽然曰：“你也可以译呀。”可是我的英文程度不够，她说可以查字典，可以跟她研究，而稿费可以补贴家用，听了稿费，这才接下这份工作，但数日下来深感负担不胜，且无时间，而颜小姐已返菲律宾（她有菲律宾国籍）。直到11月间，她由菲律宾返台后，艾玫乃仍归颜素心小姐，才接手翻译，因她对编排外行，故仍有两事由我负责：一是把原文挖去，一是把颜译稿黏在原稿之上。

过去在我翻译时，为求简单与趣味，以便引起小读者的兴趣，故有很多地方未采用原文原字（台北漫画翻译，均是如此），且用语力求“俏皮”“幽默”。但对主题及整个故事，毫无违背，盖一旦违背，便无法发展。当交代与颜素心小姐时，曾一再嘱咐将过去报章翻阅，并尽量学习以前的语调，以求完整。然而元月3日刊出的一则漫画，却使得有志之士抱头大喜，详尽内容无法细述，一则太多，一则资料已无（全缴出去了），且做大体介绍。大力水手是一连环漫画，每一个单元故事可连载两三个月。元月3日漫画是属于购买土地的故事，老白和小娃二人，共同购买一岛。父子们遂在岛上建立王国并互相竞选总统，不相推让，正纷攘间，亲友毕集，每个人都要竞选。（后事如何，稿已中断，不得而知）。全部故事如此，天老爷也不知道这正供有志之士小辫子也，而尤以元月3日之稿，使其大喜若狂，认为埋葬柏杨先生之时到矣，认为已可大兴文字狱矣，盖拙稿系我的笔迹，定是我有意讽剌总统。这项帽子还可使我和艾玫受哀哀无告的军法审判，并陷入永无天日的军事监狱，现在将1月3日（颜小姐）原译稿影印单页附上，请先生看看，有啥地方或有啥含义讽刺总统乎？即令文字不符，但故事发展固斑斑可寻。（可惜手边无大力水手原稿，不能寄上）且寄上最近半个月的译文对白，再请过目，看看有啥地方诽谤了总统？而且即令退一万步，退到文字狱盛行的清王朝时代，可以构成文字狱啦，亦与柏杨先生无关，我不过照本宣科，一字一字謄之抄之而已，但在讯问过程中，法官老爷则一口咬定非颜小姐手笔，而是我包藏祸心、独出心裁，存心侮辱国家元首。迄今为止，我没有拿出颜小姐这批原译文，因颜小姐为菲国籍，来台四年，事我如父、事艾玫如婶，宁可使我身陷万劫不复之地，不愿献出原译，使一异乡孤女遭受祖国内斗的凄苦之灾，所以给先生寄上者，想请先生保存，随时可以核对，看是不是颜小姐的笔迹？是不是我包藏祸心、独出心裁？这是科学证据，海枯石烂，不能更改。有志之士竟连此都可抹杀，咬牙栽赃。（实际上这些说明对话，又是什么赃？）岳飞先生在大理寺受审时，大书“天理昭昭”，一字愤，并无人理，只使千载之下，掩卷叹息，我也只能书“天理昭昭”，供先生掩卷叹息矣。

柏杨又写道：

“大力水手”发生事件后，有人曾用官方名义函《中华日报》，恶毒云：“编者作者，显系故意，思想绝对有问题。”呜呼，这是什么居心？未经调查，即先下判断，治安机关被迫，只好严厉侦讯矣。将来是否产生文字狱，不敢预卜，但目前为止，艾玫已受到可怖的打击，《中华日报》事已被解聘，中广公司人心惶惶，调职到器材室，不准参加任何活动。而社会上传出柏杨先生夫妇被捕，称快者有之、愤怒者有之，今天一下午，电话不停，我只好一一回答并无其事，否则对政府只有伤害，有志之士复仇泄愤之心甚切，自不在乎政府有无损失，但我则不能不顾大体也。

在被捕的一天半和一夜之中，到厕所都有人看守，状若汪洋大盗，艾玫为此痛哭，但我却觉得另有景象，当他们不满意我的口供时，责备我“不合作”，（好一个不合作？）我就只好效法李救先生：“如教我说实话，我说的这就是实话；如果你们打我，你们教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教我做什么口供，我就做什么口供。”

观汉先生：请原谅我把这些不愉快的事告诉你，这些不但是俗事，也是琐事，说来满纸污浊。现在我是暂时释放，听候传唤，每一次电话钤响，都一身冷汗，家务事已交代明白，欠人人欠，以及书籍情形，已列一清单，交于艾玫，盖不知再捕之后，能不能归也，如果文字狱成，则少者三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身不由主，便无法再与先生通讯，亦无法再拜聆敦厚教益矣，提笔至此，不禁怆然。说了这么多，只希望当彼时也，官方或有志之士，必有类似乎判决书之类的官文书出笼，把事情说得击节称赞，则但愿两项对照，便可看出全貌，是是非非，尚乞判断，人生能有几知己乎？虽不通讯，心慕备至。但仍乞为国人多写文章，盖非这些有志之士孤立的险诈罗织，而是整个文化中那种倾轧的习惯反应，和勇于内斗的气质在发酵，套句圣经上的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种气质，个别的加以改变或堵塞，不可能竞其全功，必须用文字的力量，在能领略的知识分子中，鼓励其“做小事”，一点一滴的小善加起来，才能构成全民的大善。大稿请接寄《自立晚报》罗祖光先生，万请勿因我一人一家的遭遇，而对祖国失望也。

我如果平安无事，当再修函，但在再修函之前，请勿来信，一则恐怕文字狱已起，我根本看不到。二则也恐怕为先生招来许多不便。（千万为我，也为国人珍重，如文字狱起后，先生尽可对我表示失望，甚至指责，以求顺合潮流，然后大文才可更为受到有志之士的赞扬，而流传更广，这是内心的恳求，先生定会鉴及我的诚意，我们只求对国人有利，朋友形迹，不妨改变，只要心如灵犀，就不虚此一生矣。能得先生为友，一死何恨。）

虽然如此，但我仍充满公道的信心，夜半人静，无限依依。并候

劳娜夫人及世钟好

弟柏杨敬上1968年3月2日第十六函。

今天一位办案先生向我吼曰：“你已激起了公愤，动摇了领导中心。危害政府，可知道大家已恨你入骨？”此学说甚为骇人，除了生气外，别无他法，盖这不是专指大力水手矣，是指我全部著作矣，颇感啼笑皆不是。

柏杨最后附言说：

心情万分沉重，语无伦次，这是我们相识以来第一次以私事告先生，百感交集，再见、再见、再见。

柏杨办“身后事”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这时正赶上文星书店被国民党封杀，我也很忙，就告辞了。我有日记如下：

3月3日午前萧（孟能）来，言又被传二小时。为文星写结束文字。

3月4日今日报上正式登出文星结束启事，下午见萧太，电孟能，不在。傍晚柏老又被捕。艾玫来，至十一时我送她回。与绍唐英惠谈到二时。

3月5日午前与艾玫通电话。与萧午饭于中心诊所。下午申虹来。六点电艾玫，柏老仍未回。下午萧来商榷广告，又同晚饭于寿尔康。又同看小蕾，看电影。夜与艾玫、申虹、陈小姐谈到二时。

3月6日下午去艾玫处，申虹托代柏老调票。下午接小蕾，in，浴，同饭于羽毛球馆。夜与艾玫、陈小姐谈。

3月7日下午去艾玫处为柏老查票算账。修车，晚饭于柏老处。

这天艾玫请我把柏杨“身后事”的信，仔细研究研究，信的内容如下：（因当年影印技术太差，用药水，年久褪色，所以有些字看不清了。）

宝：几件事交代，分述于下：

一、在福元再版书道貌二千本、神魂二千本、死不二千本、蛇腰二千本、牵肠二千本。

二、请介淳清查纸型，缺者均在福元。

三、上五书除纸（一部分）外，尚未付款，俟出版后，每种送星光八零零，余一、二零零存，星光应付八零零本现款，支票，即付福元，不足之数，开自己支票。

四、查看星光账单结存栏，有存五零零本者，有存八零零本，如果结束，应退书（□书退款），如有书查禁，则查禁没收书单抵退书，没收一本抵一本。

五、林紫耀先生甚爽快，当我难时，谅不致为难。

六、已送星光而未结账部分，载小本中，全未付，请林先生念我苦，一次付给好加头寸。

七、平原出版社发行人可改你（立刻备文呈备市政府），你如不便，可商请丽真、郑仪或崔大哥。

八、报馆请祖光商请吴三连先生，可否留职停薪，万一短期内可以昭雪，有吃饭之处，以吴先生长者，当获允，如不获允，必有困难，不可怨尤。

九、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昔总统在奉化，借钱还要担保，你我岂可幸免，不必在意。

一十、除银行支票外，我不欠人。

一一、小黄先生为一热心青年，印刷当可依往例，如不可，请问建文，如建文不可，则请体康代找。

一二、□□□□□□□□□□□□□□薪水。

一三、汽车可卖掉（可托原介纪先生），此款付分期，它太招人忌，此次亦为此吃亏，卖掉以示我们彻底毁灭，或可博得怜悯。

一四、毕业后，可携佳佳赴美，如不能出境，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不必记挂我。

一五、如传出我与事实不符的口供，则是受到苦刑。万勿相信我会自诬。

一六、家务事找体康，外务找祖光、李敖。

一七、出国后，如有合适对象，即可与我离婚（图章在你处），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佳佳长大，告以父亲文字狱之苦，终身不可走写作之路，如我昭雪，她可回来依我。

一八、到美可访孙观汉先生（带点土产给劳娜及世钟），可一叙我受的栽赃及迫害，但仍请他千万继续为国人写文章（直接寄祖光、紫忱，如他们被捕，则寄寒爵，如寒爵被捕，则寄屠申虹，如屠被捕，则寄吴三连先生，如吴先生也被捕，或不至于），继续唤醒国人灵性，在文化本质及气质上改革。（代我致含泪感激。）

一九、你的方形图章是办过印鉴登记的，房子可卖掉，用做路费（必用此图章方可，万勿遗失），房还有四万余元未付，查看铁盒中账单。

二十、唐棣表情冷淡，似不愿再多事，必有他的困难，不可再找他。

二一、为我之事，不可找任何人求救，这是有计划的泄恨诬陷，志在斗臭，无人能为力，亦无人有此担当，找人徒惹人笑。切记。

二二、郝维端已陷窘境，不必找他，增加他困难，亦不可托他办事，使他进退维谷。

二三、黎世芬是假基督徒，可能免你职，不必伤心，白天可去出版社，出国前可给林紫耀先生说出版社卖给他（如书受查禁，他可能不要），请左焕文李敖介绍。

二四、告佳佳勿哭（她哭我在狱中会心惊），爸爸已先去美国等她。（如到美，可云我已回国。）

二五、你也不要哭（放宽心，想一想，柏杨先生的下场是文字狱与岳飞媲美，青史留名，也应一笑），更不可到处哭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二六、保险单、房契、汽车文件、你的证件、我的证件（出国时可交体康保管），分夹两书夹中，均已集中一处。

二七、新加坡、马来亚、香港、菲律宾，均有欠款，可看书夹账单，写信告以我病故，请全部结账。

二八、有读者来信，可代复，告以柏杨先生病故，可免其再来信。（邮局信箱钥匙在汽车驾驶台烟灰罐中，图章亦在，每隔两天，取信一次。）

二九、刻仍在建文印书为：

环球之旅（三千册，□寄黄县长。□□□□□□□□问祖光。）

妇人之见（三千册二、零零零，交林先生，付一、五零零册钱，存五零零册，另付丹扉稿费二千元，书二十本，地址查通讯簿）。

另薇薇夫人有二书稿，在右中抽屉中，即可付排，作为方块文章九、十集。（稿费每册二、零零零元，请林先生先付我们，书二十本。）

三十、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出国事不妨先求见，免申请受阻，再叮咛。

三一、如林先生不肯买出版社，则出国后，可拜托体康、祖光经营，仍请介淳帮忙。（请三位吃饭，再请小黄参加，共同协议。）

三二、录音带好好保存，出国时存体康处，我万一昭雪还因音忆容（多录下佳佳讲话），如我不能出，则请体康寄你。书则赠李敖。

三三、出国时，留点钱给体康，给我送小菜，我不会□□□□他们迫害，但必要，人生总有死。

三四、想办法见城垣二儿，出国钱若可多出，付给他们，代我吻他们，致我日夜悬心的爱（他们不必探监）。

三五、他们立志斗臭我十年夫妻，当可知这臭内容。

三六、寒雾还是纯洁天真小女孩，且爸爸身体不好，如有询问，不可告知内情，免使她对国家及人性失望。

三七、可请妈妈来伴，但不可打电报，免老人家受惊。

三八、努力补习英文，用钱宜省，少做衣服。

三九、楚社长已被他们有计划卷入漩涡，不可找他，徒增他困难。

四十、出国时家具可赠体康。

四一、如银行头寸不能周转，只有退票，我们别无收入，□□□□以后应还，一文不可少。

四二、这若干条，千万不可示人，如被他们知道，灾祸可□□□□□受若，迫害更紧，念我经验□□□□妥存，□□□时参考之用。

四三、本要交代若干业务，免得你临时手足无措，不免又写若干感情之事，类似遗嘱，幸勿为此而悲，心情不宁，不能细嘱，体念我心。

永远爱你的衣洞五十七年3月2日，深夜二时

一、记住，坚强起来。

二、方块文章丛书可以续出，十辑、十一辑（不必限定十辑二十辑），寒爵丹扉屠申虹，均有稿可供应（空白合约在大信封中），但注意内容，勿再兴文字狱。

四日夜又写

宝：仍有未了之事，趁你上班，佳佳在玩，再分别叮咛。

一、汽车每星期要检查一次电瓶，每一千公里要换一次机油（请介淳协助），有问题开车到厂，请其派陈赞生先生修，你在旁用心看，技不压身，勿以为苦。

二、如用苦刑，我必诬服，诬服之后，不易昭雪，屏东之事，我右膝被刑警打残，曾希望日后昭雪，结果只成为供人笑料，此次当必亦然也，屏东事我已有小说，此次事我也告孙先生，希不致泯灭真相，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在我被捕前，则不应告知，免人心浮动。

三、宋膺于二日演李尔王剧场中，即宣布柏杨已被捕（告文化学院□师及□生）（一问紫忱可知）数日，其消息必得自中央党部四组，可窥知迫害的渊源，罗时暘未免太狠，勿忘此。

四、如生活困难，可试向何关根先生求援，可告以柏杨病故，临终相托（何先生在港，勿以内容见告，免他困难。）

《自立晚报》小事，可找张邦杰。□□□□□□□□□□，请他转期。

照相本妥存，出国时带走，给我留若干张即可。

五、结婚十周年纪念文册，无论你已走与否，均交申虹（如申虹被捕，则托紫忱），整理刊出，上篇为你我之文，下篇为朋友之文，加照片：1.结婚照、2.佳佳初生照、3.舅舅抱照、4.你学士照、5.福隆照、6.大贝湖照。

六、你上午痛哭，使我心碎，文字狱虽出意外，人情冷暖则在意中，必经此你才可以成熟。

七、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但因有志之士提供资料全是斗臭，故无法细察，不过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不可畏而不行。

八、到美可投奔你大哥（大姐二姐处恐有问题），因大嫂敦厚，谋一差事，（乞孙先生援手，孙先生是一公务员，不可借钱。）能读书更好，此事孙先生必可成全。

九、我如昭雪，当会给你连系，不必给我来信，我在狱中。（来信□□□□）

一十、黎世芬（我如文字狱死），他必迫你辞职，可找一教员（反正只几个月就毕业），否则坐吃山空。

一一、只加强补习英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出国事，在我们只是避难、避势利眼、避你触目伤情，但他们不能诬你逃、诬你包祸心。

一二、对凡来安慰你的人，不可表悲表愤，切记。

一三、圣母你要带走，教佳佳早晚祈祷。

衣再嘱再嘱五十七年2月4日

上面的信，我看过后，写给艾玫，建议如下：

艾玫：

我细看柏老留下的信，以先处理平原事为第一优先，此事可全权托申虹代办，柏老二至四号信中第一、二、三、四、五、六、一一、一二、二七、二九及四号附写之一一为出版社事，其中一、二、一一与印刷厂有关，除一二、二七外，都可考虑与林紫耀速做决定。第七平原改发行人事，先不必急。第二三、三一出售平原事，也不必急（主要是先把书“救”出，空头招牌不重要）。未出书除非已付排者，暂勿再发新稿。

李敖1968年3月7日

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建议基础是，虽然柏杨的信写得体贴入微，但国民党既然存心以家法整他，他的书和平原出版社就无幸存之理，而柏杨信中的一些看法，就未免失之天真，因此我建议“先把书‘救’出”为第一要事。

在柏杨被捕那一阵子里，我要花许多时间去处理《文星》被封的事、去打官司、去做自行谋生打算、去写作、去陪我的认识五个多月的女朋友小蕾，所以我只能就柏杨的“身后事”，偕同屠申虹做原则性处理。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这些答辩书，写得篇篇有血有泪，是柏杨最好的作品、是苦难时代最好的见证。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LynnA.Miles）等的协助，把柏杨这些狱底心声，得以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万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和国际人士。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美国记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我给孙观汉秘件

我透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

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全文是：

观汉先生：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重诉生平，以报知己，可是正因为我对这封长信的内容太重视了，所以反倒迟迟未能写出。当然这只是自解的理由之一，其他懒散啦、冗事缠身啦、一再进治安机关啦、忙于谋生啦，……也都可作为“借口”。但不论怎么说，我的长信未能写出，并且这么久还没写出，任何理由都已不能脱罪。在知罪伏罪之余，只有一点要申明的，就是不写信的理由中，绝没有一点“无礼”的成分在。我知道先生和我都非世俗中人，所以我也深信先生绝不以“无礼”一点来责怪我的“失于礼教”。所以，我就倚仗着这种了解，更“大胆”了！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额”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3月17号TheNewYork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作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作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纪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于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因为物色到一美国朋友Miles代转这信，所以匆匆赶成，由岛外寄上。

李敖敬上1968年3月28日夜一时半

孙观汉回李敖信

孙观议在收到我的信后，曾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信如下：

李敖先生：

你三月二八夜一时半的信，走了快三个月才到，但它带来的兴奋却不因时久而减，容我谢谢你的好意。

我不喜读书只喜在菜园中乱想，近年来更可怕的是：乱想后的结论，竟自当为没有偏见的推论和理论。

让我不避重复地再简说一番：

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干，不比世界的先进国人士为差。

中国近一二百年来的不振是铁般的事实，许多人把堂堂皇帝的子孙搬出来耀威，却不知道是在做阿Q。

为什么，为什么聪明能干的中国人在一二世纪内不能组织一个健康快乐的国家？

人各有说，我的环境容许我做自由和客观的想法，我的西方妻子又是我的一面镜子（有时我怕那面镜子是照妖镜），再加我受了孙中山、鲁迅、胡适、蒋梦麟、柏杨和你先生的影响，我产生了一个思想，进而成为信仰。我对这个信仰的虔诚，我胆敢说超于你们几位先进者之上。

我的信仰很简单，中国不振，是因为中国有一大敌，那个大敌，不是慈禧或袁世凯，不是张献忠或张宗昌，也不是日本军阀或各式不肖的党徒，那个大敌是衣冠楚楚堂皇正大社会上的“坏人性”——柏杨先生所谓的酱缸。这酱缸里面有自私、欺骗、不合作。

武昌起义，把一部分专制制度取消了，但儒林外史般的习气却依然活着，使中山先生叹着革命尚未成功！改革制度比较容易，一方面大家不重视；另方面，即使重视了，做起来更不容易。

胡适之先生叹说中国抗战八年，没有一部历史记载，同样重要的，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被贪官污吏害了几百年，我们今天有没有一本《贪污史》？同样的我们有没有治学式的《小脚史》、《专制思想史》？太史公入狱受刑写《史记》，我们身受“小脚”（我的母亲是小脚）、“贪污”、“专制思想”之害的中国人看见一位有天才的治史家，禁不住发生上面的疑问，想你先生不会见怪的。

在阴沟旁住着，要扑蚊子当然重要，但那是清道夫式的工作。一位明智的工程师，当从卫生工程方面着手。

美国的政治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进步的，但与理想相差万里（我的大孩子说美国是世界上最黑暗最专制的地方）。同样的，我也胆敢说，中国近年来的政府是中国近二三百年来最进步的，当然离理想仍有正负之差；同时身受其苦的人们也可能和我的大孩子一样感到不满。

但我始终认为祖国的问题，人性第一，政治在次。柏杨先生的入狱，使我十分伤心，但使我更伤心的是你们几位有天才的先知先觉者，对我们最大的敌人——酱缸——只用了一半心力，你们把另一半的心力，“浪费”在局部治标的道路上，去和拥护酱缸的小卒们打架。打倒酱缸是治本，打败拥护酱缸的小卒们是治标。治本的金钱是智慧，活标的本钱是枪和钱。你们只借了智慧，就去冲锋治标；你们因急于治标，而反使祖国损失了治本的智慧。

最近我给蒋经国先生写信，讨论柏杨先生的事，我的出发点和终点是为祖国前途的康乐。同样的，我这信中的直言，在短期内可能不顺耳，但我相信你先生会了解我的苦衷和深思，因为我还是没有离开了我的出发点和期望的终点。无论你采纳或抛弃，希望你指教！祝

快乐！

孙观汉敬上1968年7月7日

“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

我请孙观汉营救柏杨，但“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可是，孙观汉却显然在完全南辕北辙的努力着。他一再写信给当政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1973年6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孙观汉首先说：

柏杨先生于1968年3月4日下午七时被台湾的国民政府拘捕，“秘密”关禁到现在已整整的过了五个年头。当他被捕二星期后，李教先生从台北写一封信给我，请一位甲君带出，我于当年6月17日收到，因受台湾检查信件的威胁，那封信走了三个月！

当柏杨先生被捕的消息初到的时候，我的心理和精神受到很大的震击。在台湾和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们，他们一方面觉得人在当局的手中，一方面深受惧怕权威的习俗和心理，都主张向台湾当局情求。我当然受了他们的影响，同时好像一个亲人生了病，想不出良药，跪下求求“上帝”和“菩萨”也是小时所受的教育之一，于是虔诚地向台湾当局、尤其是执握实权的蒋经国先生情求。

几年以来，一个不容任何人所否认的事实放在眼前：就是情求和跪求一无效果。这使我联想到小时在乡下的一幕或数幕回忆：我们乡下的“皇帝”是警察，当警察抓人的时候，当事人的妻女，一方面拖住丈夫或父亲，一方面眼泪满眶用世间最悲哀和最忠诚的眼光求警察先生放手，结果只落得枪杆打到手上，放开他们拖住不愿放的亲人。

孙观汉在恍然大悟以后，乃有这些感叹：

怪不得许多人都说我们在美国的人太天真，这是客气话，实在是说我们幼稚。像上面这个情形，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而我却要做了好久的梦，直等被事实打醒时才了解。

柏杨先生被捕二、三年后，才使我们了解情求的愚笨，接着我们希望把这件冤狱的真相，让世人知道，但当时又感到惧怕。记得自柏事发生以来，我收到许多在美不识同学们愤激的同情信，和救济的捐款，但有的本不敢署名，跟有的只用英文的简缩字母做署名，有的署了名，但嘱我不要发表他们的名字，真正大胆不怕的还是少数。小时读中文时记得一句“苛政猛于虎”的话，深感台湾的权势，竟越过太平洋笼盖了在这里的自由人们，台湾的当政者真足欣喜自傲。

大家总希望做梦，即使生了重病，还是梦想病情好转，但现实常不容人做梦。1971年3月18日，一个爱好民主的天才作家李敖先生又被台湾政府从软禁改成牢禁了。谈到这里，读者先生一定会问，李敖为什么被捕？我没有心情也不愿浪费时间去查台湾政府抓捕李敖先生的“理由”。这种“理由”不但能者如台湾当局会说得令人置信，连台湾的小学生，只要抄些中央日报也可编出一大套来。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被捕，而是该不该被捕？读者先生如对解答这个问题有兴趣，请先参看李敖先生的思想和著作（香港的文艺书屋已全部重印，发行地址为香港九龙尖沙咀汉口道四号5A），然后再请读者先生们除去崇仰权威的心理，来作一个平心的解答。

李敖先生的被捕，打破了我上面所说的惧怕心理，事实告诉我们：被迫方面愈是怕风怕势，压迫方面愈是作威作福。我们还记得当秦汉相争时，项羽抓到刘邦的父亲，要刘邦投降，不然要烹杀他的父亲；刘邦虽然心硬，不是没有人性的人，但处在当时的情形，知道投降了于事无补，因此迫得他对项羽说，他愿一尝烹后的人肉羹。（这里要旁拉一下，中国人多自傲中国的文化，近来西化，伟大的文化中已包括有烹饪的艺术，但对吃人的烹饪，无论英雄豪杰式、无论饥饿换子式、无论黑店谋利式、无论压制革命式{徐锡麟的心被挖出而食的}，闭着眼睛，坚持与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无事实上的联系。旁拉到此为止，言规正话。）……

于是，他公布了我给他秘件，然后加以说明：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但一直到现在，我还有一点看法，和李敖先生不同。李敖先生主张向执政者猛击，我则仍主采用一种LoyalOpposition的态度。这二个英文字，有人译为对立党或反对党，我却以为译为“诚恳的谏言态度”比较合意。执政者有好的政绩，我们衷心的颂扬；执政者有坏的恶行，我们诚意的劝谏。是不是我再会变换我的看法，或者李敖先生会变换他的看法，我们要再由时间来决定了。

因为上面一点的不同，我仍把快五年前覆李敖先生的信抄刊如下，这封信我原请甲君带给李先生，据我的猜想，李先生没有看到，我希望他总有一天会看到，无论他骂我昏庸懦弱和幼稚或赞许我的看法有基本意义，我多么切望有一天能得到他的批评！

孙观汉最后的结论是：

菜园里的新悟：许多传统上的坏习俗和坏思想，柏杨先生简称为酱缸。我时常说我的酱气很深，却想不到深得那么可怕。写完上文后，到菜园中坐地休息，突然间一个问题袭来脑中：关于柏杨先生的冤狱，为什么我们对当事人□□□□□那么纵容？上支最重要的结论，是请□□□从他的利弊上来研究柏李等的释放问题。这种看法，仍深受传统崇拜权威的影响，我们只替权威者着想，不替被迫者和公理着想。如果大家认为□□□□□侵占人民的自由，犹如强奸民女，是一种罪恶，那么坐牢的应是□□□而不是柏李先生们，这种阴阳颠倒的现象，是不是就是中国近几百年来求进很慢的原因？压制自由的人不坐牢，提倡自由的人却坐牢，这才是我们应研究的基本问题！

孙观汉“切望有一天”能得到我的“批评”，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日新又新的孙观汉，应该早已悟到他自己对自己的批评了。1972年12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从笔和剑谈到柏杨》，明说目标是“拯救柏杨是拯救人权的初步和实际试验”。（后来《柏杨-美国-酱缸》中登柏杨访美谈话，也有“孙先生不仅是我的恩人，他营救我不是营救柏杨，而是营救人道和法律尊严”的话）。如今柏杨出狱了，孙观汉也回归台湾了，今昔对照之下，是不是这种“拯救人权的初步”，已因柏杨出狱而不再有第二步了？是不是这种“实际试验”，已因柏杨一人而停止试验了？如果一切伟大的高贵的目标，都只是为一人而努力、为一人而及身而绝，我们对正人君子们的道义的推广性和适用性，也就未免若有憾焉了。我觉得孙观汉“纵容”的范围，显然越来越宽了。

有恩将仇报之嫌

为什么我扯出“纵容”的问题来呢？因为我感到像孙观汉这种正人君子们，他们对是非的判断，总有点缺乏完整性，孙观汉在求情无效后，迷途知返，宣扬不再“纵容”国民党当权派，这是很可圈可点的，可是，我忍不住要问问，对国民党当权派以外的人儿，你孙观汉可曾继续不断的“爱人以德”了吗？你是不是不“纵容”他们呢？以孙观汉和我“同谋”过的营救柏杨往事为例，难道孙观汉看不出来，真正有恩义于柏杨的、真正柏杨该感恩怀德的，除了孙观汉以外，李敖是不是也要考个第二名或前几名呢？可是柏杨呢？柏杨出狱后，他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感恩不绝，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一零零一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第三任夫人于楼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离奇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孙观汉该予“纵容”的呢？总归一句是：在李教为义助柏杨而冒险犯难、而构成李敖入狱黑罪状之一的时候，李敖心中只有一义，并无其他，更非希冀柏杨他年会报答什么，因为这种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埋，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说上几句吧？孙观汉爱柏杨以德，并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总不忍“纵容”这种道德标准、这样对待李敖吧？柏杨这样子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

文字写到这里，好像从柏杨头上写到孙观汉头上了，其实我的微意，正是在此。柏杨是不可与言的，孙观汉是可与言的，因此我峰回路转，最后劝孙观汉几句。介之推死后，晋文公说得好：“以志吾过，且旌善人。”（用来证明我的错误，并且表扬好人的功德。）孙观汉在捧了那么多他眼中的好人以后，不妨想想这八个字，并且对李敖这种真正好人，有空总该“旌”一下吧？

1984年2月2至3日写定，4日晨收尾。

义助柏杨的外一章

我花两天时间写完《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本来是细述我的侠骨柔情的。不料下笔如有神，一写写走了题，最后从柏杨头上写到孙观汉头上去了，以致我后半段对柏杨的义助，不及细表。两天来写这些劳什子事，写得烦了，所以赶紧草草写这篇补正，以期完全。

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一个人，一直不被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夫人艾玫。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艾玫在柏杨入狱后，十二天内，有四封信给孙观汉，内容都很动人：

一

观汉先生夫人：

此刻的心情，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真是泪水已干，只有向您们倾诉！

事情的原委我相信您们已略知一二，衣洞的无辜，又有谁能谅解呢？事情是这样的，前天（3月4日）下午七时许，这里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又将衣洞传去，一去到目前（3月6日）为止，音信全无，他离去时家中一切都没有交代，做出版小生意的支票等等（也无交代），家中家用也没有留下，只有我母子二人相对流泪，求救无门，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您们一向最了解衣洞，无论衣洞的思想言行，我们夫妻相处十年，也知之甚详，衣洞的爱国爱领袖，这是不用我多说，您都会了解的，但我现在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家中佣人请假，我又无心上班，在家心焦如焚，……请千万原谅。言不尽。

敬祝

俪安

艾玫敬上（1968）3月6日下午4时半

二

观汉先生夫人：

由□教授处间接转来了您的关怀，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我对您的感激之情。衣洞到今天（9日）为止，音讯全无，每天我无法入睡，我翻阅您给衣洞的信笺，每每落泪不止。您对衣洞的爱护和赏识，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这几天除了焦心等候之外，就是整理他的书籍，昨日已寄出柏著每样二十本给您，存放您处，如能卖掉就卖掉，如不能，则请您转赠爱护衣洞的友好。

今天下午在家接到我的办公处中国广播公司人事室主任的电话，说总经理黎世芬要我立刻自动辞职，听了之后几乎立即昏倒，在这危难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丝丝同情心，要逼我母女于绝境。看情形失业的可能性太大了，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性，真是悲不自胜。

以您对衣洞的了解，衣洞遭此事故，想您一定也很难过，一定会对人性失望，目前国内无人有能力相助，心绪不宁。言不达意之处甚多。盼能原谅。言不尽。

敬祝

俪安

艾玫敬上3月9日晚

三

观汉先生：

昨天和今天连接到您二信，一封是七号的，一封是十号的，……您的信我一直盼望着，也是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些日子来，我真恍如过了两个世纪——两个苦难的世纪！起初还抱着希望得到外子的消息，但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消息渺茫，并且帮助打听消息的友人也纷纷受到警告，他们无能为力去打听了，也都退却。我的工作已被迫辞职，我们中国广播公司BCC的人事主任奉黎世芬总经理命令说，如果我不自动辞职，将对我不利，我一个弱女子，带了一个孩子，朋友们也无能为力，只好流泪辞去七年之久的工作，如今是全部失业。外子被传讯整整十天了！我们家中一向不富有，外子做小生意都是以头寸调来调去，天真的他，竟没有想到会有再度被传，任何安排都没有，甚至于连家用都没有留下。只说必要时将房子卖去，我们这层公寓是以分期付款购得，如今尚差四万余元，……如果将房子卖去，我们母子将往何处安身？以这种凄苦的心情回娘家亦不是一办法，目前我双亲尚不知情，因为双亲知道后无助，且对他们是一重大打击，父母年迈，怕禁不起，所以暂时不相告。

外子的出版业务，我暂时在处理，但我过去从未参与出版社业务，因此杂乱无章，毫无头绪，但人总得要活，我想我已是够坚强的人，泪已哭干，痛定思痛之余，为生活做打算。外子过去开出去的期票很多，接踵而来，且一部分是以我之名开的账户，如果遭受退票，我必被拘（违反票据法），故无论如何都要维持下去。外子发生此事之后，印刷商有的正印了一半的书不肯印了，有的来要钱，世态炎凉，可想而知！

外子的爱国情操，您知之甚详，不用我多说，外子个性的直率刚毅，您大概尚不太了解，我和他相处近十年，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好人，心地善良得比我好十倍，不知为何竟落此下场，且祸及妻女。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为真理牺牲，如今也没有找到真理，我怀疑这世上是否有？

我们对友人的要求不可苛，过去的友好如今都不敢上门了，这是预料得到的事！

您先生是我苦难中唯一的救星，我对您，有父亲般依恋的感情，在这茫茫人海中，谁来可怜我和佳佳的孤苦无依呢？孩子还小，不懂事，我却受尽了折磨！眼泪已流干。

据说外子除了“大力水手”事件外，又另一件事在调查。外子曾写过一部小说名《天疆》，是描述俄共、红军的残暴情形，是一部极端反共抗俄的小说，有识之士认为外子何以对俄共如此清楚？又成了调查的名头。我相信许多小说作家所写的并非一定要亲身经历才能写，有的是听来的，也有的是看来的，这教人从何说起呢？

外子离开家时衣着不整，且十天后天转热了，不知有无澡洗、有无衣换、有没有受到打（听可靠方面友人说仍有打耳光的可能），如今这种情况不明，有如两个世界……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言不尽。敬祝

俪安

艾玫敬上3月14日深夜10时

四

观汉先生：

昨日上一函，必早收到。

外子仍是没有消息，我都快窒息死了！只有您是我唯一的依靠，这里人情淡薄、世态炎凉，不像您想像中的那么好，我们虽从未谋面，但从您给外子鼓励的信中，不难看出您对人的态度是热忱、亲切、和善，总之中国人难有您那份热情了！外子和您共同之处就是也有一颗热情的心，无论对国家对朋友都是如此！可惜不能立即看到您，多么渴望能看到您啊！

佳佳终日盼着爸爸，孩子已略懂人事，曾从梦中哭醒。我则失业在家，终日如坐愁城，不知如何是好！

专祝

安好

艾玫敬上3月16日

从上面的信件里，艾玫在柏杨被捕后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了。

柏杨入狱后，9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

（中央社纽约8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导刊载于第五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导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据该报道说，柏杨“亦曾要求与一个住在台中的友人对证之权，但法官认为并无必要”。

自去年11月以来，该案的审问，曾一度中止，但今年7月3日《纽约时报》刊载一篇有关柏杨的文字之后，于七月下旬重行开审。政府控制的台湾报纸从来未提及此项政治案件。

该报道继称：

“中国政府注意到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柏杨案件所表示的关心，此项判决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继续限制知识分子运动的最新步骤。

长时期在华居留的外籍人士相信由于此项运动的结果，今日台湾的知识分子已不能享有五年前那样的自由了。

他们以此项严厉和压制性的政治空气与台湾蓬勃的经济繁荣相对照，目前台湾经济正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率不断成长。”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柏杨1968年8月4日的答辩书，他曾和侦讯人员就这一间谍学校，有过戏剧性的共造假案：

起诉书上说：“被告郭衣洞、孙建章，经姜匪推荐，与徐建祥入匪‘民主建设学院’接受训练学习‘红军战史’‘建立劳动观念’‘人民政府宽大政策’‘如何戴罪立功’及‘小组学习’。”关于孙建章部分，容后详陈，现在只说民主建设学院，这是专案小组警方代表朱先生（台北市警察安全室）提示的。那一天正逢我开始沈阳部分的自诬，刘展华毫不满意，认为一定受过什么训。朱先生突然问一句：“东北有没有一个民主建设学院？”我一怔说：“不知道。”就问他：“沦陷前？沦陷后？”他说：“沦陷后。”我就乘机顺着说我在那儿受过训，以求刘展华的欢心，因为必须如此坦承，才能够政治解决，可是我在这之前，从未听说过共匪有这个学院，据我记忆，至少三十七年十一月中旬，也就是我停留在沈阳，检察官控诉我在这个学院受训的期间，沈阳并没有这个学院，即令调查人员刘展华，对这个学院也一直表示怀疑。其中课表部分，上午两课，下午一课或开会，我是以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课表做蓝本的。课程是在调查局提示下一部分照念，一部分“想当然”杜撰的。我在供词中自诬我在民主建设学院受训的番号，是第五大队十九中队，那正是抗战时期我在军委会战干团分科前的编队番号。调查局逼我一定说出一、二位同时受训者的姓名，我说出王宝鼎、常叔平，这两人都是兰州大学三十四年毕业的河南籍同学，那时都在河南原籍，教育部可以证明他们的学籍。但主要的关键还不在此，而在那个时侯沈阳是不是有这个学院，如有，它何时成立？编制如何？内容如何？位在何处？是否办过训练？是否为民盟收过党员？我希望借着律师，能在补充答辩书中举出资料呈庭。法官先生，这些不仅是证据问题，更是考据问题，世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地，都可推敲求证，一个“学院”非比一棵小草，我国和日本、美国、香港有许多权威匪情研究机构，可以为我这个冤狱做一个说明。如果在这个时候，沈阳根本没有这个学院，我真不知道我如何受训？如何参加民盟？如何接受姜副主任及匪干的金钱及指示？又如何为匪推行文化统战工作？

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9月5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答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括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王光逖），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8月6日要跑支票，就在8月7日清早三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泰顺街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一月，我为了找关系卖书维生，想到也许艾玫有门路，就写了一信给她：

艾玫：

几月不见，你可好？

司马桑敦有回信没有？听说他在日本生病。

我也住了几天医院。可能要动胸腔手术，不过还没最后确定。

我手边的一套全新《古今图书集成》，准备脱手。此书原价四九、零零零元，文星批发价没低过三四、零零零元，我的想卖三零、零零零元，可开发票四九、零零零元，不知你那边可否有亲友或机关有兴趣？如能便中惠为一问，甚感。

柏老近况如何？令人感喟。祝你保重。

李敖1969年1月12夜

艾玫收信后，回我如下：

李先生：

大函敬悉，很抱歉，所嘱事无法应命，因心情欠佳，且社会关系早已脱节，想你必能谅之！

司马桑敦先生迄今无回音，外子事亦无任何动静，只有等待上天的安排了，一叹！他身体较早先为佳，谢谢你的关怀。身体不好，盼多保重。

专祝

大安

艾玫谨上元月16日

这是我从艾玫那边，得到柏杨的最后文字消息。到了5月14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生活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到了第二年，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来台，那时我已被国民党特务软禁，马丁约好到我家来看我，我很想托马丁为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他的印象，我请小蕾给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

1983年8月5日的《关怀》杂志上，登有林黎女写的《巨弓惊散同林鸟》，引了1968年12月27日艾玫给柏杨的信，上面说：

离婚的事不要谈，我们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永远无法有人取代。我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请不要再提这件事。我会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你，死而后已。

对照起柏杨入狱前“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证明了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林黎女做了这样的报道：

我在倪女士泰顺街的公寓里拜访到她，知道我的来意后，她曾一度掩面而泣，但是立即又恢复了原先的平静。

一阵沉默之后，倪明华抬起头：

——离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君于绝交，不出恶声”，柏杨经历了这场劫难，应谊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他应该懂得用宽阔的胸怀去面对一切了。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1974年7月）

这是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上最后一次提起柏杨，也是她最后一次提起柏杨，一直到柏杨出狱，到今天，倪明华仍然坚拒和柏杨见面，也拒绝谈论任何有关柏杨的事。

狱案发生之初，倪明华是除了柏杨以外最大的受害者。从早期她写给朋友和柏杨的信中，可以看得出她那时是如何为狱中的丈夫奔走求助、哭诉无门，尝尽了爱妻忍辱迎巨变，幼女无知亦断肠的现实沧桑。

艾玫所说的“不出恶声”，大概是有感于柏杨出狱后骂她而起。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是：

石烂海枯誓言在影伴形随叠步踪

巨弓惊散同林鸟鸣镝哀乐已三生

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

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

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1977年7月1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术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

艾玫在为爱情和柏杨结合之初，“全家住在小屋子里，卧房门外，就是大街，没有电扇、没有蚊帐（被子永远像在水中浸过），地上湿潮，像住在泥沼中。中午太热，苍蝇又叮得难以入睡，只好睡到门板上。”她为柏杨，牺牲不可谓不大。柏杨入狱后，她在1971年12月14日有信给孙观汉，信中说：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但很抱歉迟至今日始回信，实在因为自己太忙，白天八个小时，晚间还要回家照顾佳佳，做家事，现在没有佣人，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做。谢谢您寄送佳佳衣物，说实在的，数年来一直蒙受先生的照顾，心感万分，不知从何说起。

佳佳已经渐渐长大，几乎和我一般高了，明年就升入初中，今年是她最最忙碌的一年，做不完的算术，还要背各种书（这在美国是不会有的），但身在这里，就得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我一直在这台化公司工作，勉强生活下去，过去，我曾带佳佳去看过她父亲，那时是一两年前的事了，但我发现她小心灵承受不了这么多，我就不再带她去，因为她不懂她爸爸为何做阶下囚，她认为这是人间既惨而又无颜面的事。后来我便鼓励她写信，但每每接读她爸来信时，她都默默流泪；本来是满高兴的她，突然会跌入痛苦的深渊；因为无论在哪方面我都尽量让孩子满足而不感欠缺，有时她会忘了一切的高兴万分，所以我尽量的不去惊动她，直到目前，她见了父亲的信仍会流泪的。我无意阻隔他们父女的感情，不但不阻隔，反而在适当的时机开导她，不要让孩子有恨，让她快乐，生活如常人，现在她渐渐长大，我鼓励她多写信给父亲，主因是她平日根本无暇去看他，而星期日那边又不接见。孩子不会忘了父亲，而且我也保证将来她会孝顺他、爱他。目前我的责任就是好好教养她，让她成器，有一日也许他需要她的照顾的。放寒暑假时可以考虑带她去，但她一直很激动，您认为这样对孩子好吗？我在不久前曾写信给她父亲，要他放心，将来总有一天父女会见面的。目前我会尽量叫佳佳写信给父亲，让他多得些安慰，这才是真正应做到的。……只是这险恶的社会是如此，可怕的现实生活，您们不在其中不知其险，也很难了解。……

看了这封信，也许人们会对人间的许多表面的不谅，有更多一点的同情和理解。

柏杨的第三任夫人，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齐以正《人权与柏杨》中说她是“一位更漂亮的太太”，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夫人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

而险如夷、惊已安

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

北极星的悬升

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

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吏、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1984年2月4日

后记

1970年1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14个月，直到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

在我被捕前5个月，台南美国新闻处发生了爆炸案（1970年10月12日）；在我被捕前1个月（1971年2月5日），台北美国商业银行也发生了爆炸案。当时我在报上看到了消息，还以看好戏的心情看热闹的，做梦也没想到会扯到我头上。直到3月19日被捕后，吴彰炯少将（此人是当时主持刑求我的“将军族”，后末退役了，到仁爱路远东百货公司楼上的一家豪华餐厅当高级保镖）叫张耀华上校向我说：“李先生，请告诉我们，谁是搞爆炸案的凶手，蒋副院长交代下来，说只要李敖说出是谁，就立刻释放李敖。蒋副院长人格保证。”我说：“你们办案这样办，太离谱了吧？连把这种案子都怀疑到我头上，你们对我太缺乏判断力了吧？”他听了，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后来吴彰炯他们曾追问我义助柏杨等事的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梅心怡（LynnA.Miles）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

1972年2月28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不是金钱上面的，是比较自由上面的），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话，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

到了4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

后来有人不断打听我与柏杨之间，是否有什么过节，不然柏杨为什么对李敖形同忘恩负义。我左想右想，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因此我把全部经过一一写出，请老友柏杨帮我想一想。（1984年2月5日晨4点50）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观汉先生：

十六年前写信给先生，唯恐不秘密；十六年后写信给先生，又唯恐不公开，想来真有点好笑。

旧历年到了，我是不过旧历年的，所以独自一人，在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写了我早就想写的一篇文章——《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其中有涉及先生之处，先生深明大义，当然不会怪我以大义相责，所以，我不会有世俗的歉意，先生也不会做世俗的反应。先生和我，虽然已十六年不通音讯，但是这一相知，自然还是继续的。

我先抄1979年的两天日记给先生：

9月18日

赠阅的《爱书人》这期有柏杨记孙观汉的文章。柏杨能得到官方允许做最窄的表现，似乎官方利用他来做样板？利用“使他无法坐大”以表示官方大度？柏杨的水准似已确定，官方似乎知道这样最窄的表现尚无大碍，至少对官方得可偿失。柏杨和孙观汉的水准不是第一流的，但他们的交情却是第一流的。该入历史中的良朋传。艾玫隔着牢窗大骂柏杨“老天真”，他跟孙观汉真是一对，老天真得可爱可敬，老天真得又笑又哭。艾玫当年是骂，现在我却觉得这三个字是最好的形容与赞美。在时代的摧毁下，有一个会呐喊的老天真已不容易，何况又有两个，何况这两个又是战友，又是“飞奔上去，拥抱在一起”的人物。他们真绝。

柏杨文中最后有“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大孩子”之说，可见此老有自知之明，或是当年艾玫隔栏棒喝之功。但“大孩子”远不如“老天真”能曲尽其妙。

伊朗大地震，七点七级，一分钟内死一万五，无片墙犹完。老天爷杀人，手法干净利落。

晚饭时候又有做壁纸的人来，告诉楼下“十二楼李先生要做壁纸”。小刘应门，对方还说是厦门街介绍来的，小刘告诉他全没这回事。小刘说此人手拿皮尺，貌不类包工。

9月19日

支出了七十分钟写孙观汉和柏老的日记，我觉得这一小时支出得很值得。我自己已从朋友一伦中退出，强烈的孤独的飘然远行。怀念我的朋友大概只能遥祝我或精神上长相左右我了。上面这段七十分钟的魂聚，也算是我对故人的一个论定——没有盖棺的论定，我对他们和他们对我，在目前这种政治气压下，都已是幽明异路的人。也许我的反应太强烈了一点，但是有朝一日，真相必能大白。

写这两天日记以后，如今已是第五年了，我想，这两天日记，好像预言似的应验了些什么，我终于要做一点另一方面的“真相必能大白”了。

我在十六年前，在柏杨被捕后，就写信给先生，指出：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为什么我这样看柏杨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在我这次公布的柏杨“身后事”秘件里，可以看出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他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党中央的深厚关系。柏杨离开救国团后到《自立晚报》，虽然开始另有调门儿，但正如姚立民《评介向传统挑战的柏杨》所说：“柏杨批评台湾政治、批评传统文化是实，但对‘元首’父子则毫无指责侮辱之处，与陈琳、骆宾王二人檄文中之偏重人身攻击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姚立民自然没有看过柏杨“身后事”秘件，不知道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中华日报》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画，画是美国原稿，我只担任翻译对话说明，本年（五十七）元月间，曾刊出一段，原图原意是说大力水手父子二人购买了一个小岛，二人在该小岛上竞选总统，我在翻译文字时，为了轻松增添幽默，跟往常一样，并没有完全照着原文逐字翻译，而另行改写重组，刊出后，被调查局认为有影射总统及蒋部长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侦讯，肯定的认为我是出于恶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这段话，极值得先生注意。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背景与素质，即使入狱前后，亦未少衰。

以上所说，当然还有许多旁证。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国内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迴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竟还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人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

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混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先生在1973年5月，在《连政治犯的“罪”都谈不到》中，也明说柏杨案的这一特色，可见先生也不相信柏杨是符合规格的政治犯也。）

纵使柏杨在入狱前反国民党，又怎样呢？又能证明他出狱后还是他吗？先生在1973年1月，在《从笔和剑谈到柏杨》中说：

柏杨先生能否出狱，一部分有赖于大家的舆论和良心良知良行。他如果出狱，是否会是他的本人，也不能预测。

先生在1974年1月，在《柏杨谈冤狱》中又说：

柏杨先生在狱中，虽受到许多精神和身体上的压迫，从他的信中，我们仍可看出他一向的清晰的分析能力和坚强的奋斗意志，至于这种可贵的能力和意志，经过五年多来的磨折和洗脑，是否已消失抑或转强，我们不得而知了！

这些话，都隐含“谁能晚节负初心”的疑虑。事实上，柏杨出狱之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迴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此外他写文章捧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之流，更其余事也。

1982年9月16日《政治家》，登柏杨谈话，说：

很多人批评我写东西跟过去不一样，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既然有那么多人感觉如此，那或许我真的是改变了，只是这种改变是我不自觉的。

归纳起来，一些人说的改变，无非是指我在枝节的或个案的一些问题上，没有从前那么激烈反应。如果指的是这点，我也承认，因为比起过去，我现在的心智是成长了一点。这倒不是好坏或深浅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到了某种层次以后，自然会有某种层次的境界。

又说：

我并不那么在乎别人的评论。任何赞扬都不可能使我昏了头。我只能说，我将努力不使他们失望。

又说：

六十年代写文章的人少，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也不多，现在写文章比我泼辣利害的，所在皆是。原来我是站在第一线的，现在有人超越了我，我已经退居到第三、四线上。老实说，我倒希望国民党对我态度好一点，也省得我招惹些麻烦。

我沉思默察了柏杨出狱后的作风，我真不得不说，他真辜负了这么久的监狱经验。不客气的说，他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最近远流出版社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社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先生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写道：“希望柏杨先生能早出狱，走在我们的前面。”看了柏杨越来越开倒车，甚至为了每月十几万的收入，开倒车开到白话《资治通鉴》的头上，观汉先生，你不觉得他并没“走在我们的前面”吗？

“大力水手”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IyamwhatIyamandthat’sallIYam！我真希望柏杨有这种“俺就是俺，俺就是这样”的豪迈，可是，柏杨能豪迈的“走在我们的前面”吗？

我这封信一开始就给先生看了两天日记，证明我对先生和柏杨，虽然一未见面一未深交，但是不失故人之情。但是，柏杨对我的作风，却使我想起《柏杨-美国-酱缸》里的柏杨的一句谈话：“不会天下朋友都凉薄，而是某一个朋友凉薄，这是个案问题，不是共相问题。”写到这里，我真意不能平呢！

十年前，先生在编完《柏杨和他的冤狱》，最后说：

继柏杨之后，被台湾当局拘禁的青年天才作家李敖先生在1959年7月20日的日记上曾说过：“正当的欲望与要求，要发挥它而不要抑制它。”

如今我对柏杨的离奇的道德标准，未免有批评的“欲望”，未免有请先生“爱人以德”的“要求”，因此我毫不“抑制”，“发挥”出来，请先生站出来，评评理看，也请先生自我反省一下，说几句不“纵容”、不护短、不徇情面的话。先生是主张道义的人，没有错，但是这种道义，不能不照顾到它的完整性，不能只看到“柏府”的，而有意忽略了“李家”的，先生在《柏杨与我》里说：“在道德的立场来说，做了没有什么功劳可说，不做却是有罪的。”我希望先生就真正的“道德的立场”，公开检讨一下柏李恩怨到底是非在哪边，因为柏杨的作风，是有关世道人心的可受公评的事。我希望先生公开给我指教。

李敖1984年2月3日

基于同情与人权，我会写一篇《为柏杨喊冤》，详述国民党怎样用冤狱整他，柏杨对我忘恩负义和我为他喊冤，是两回事，两种不同层次的事，我分得一清二楚。先生手边，如有有关柏杨冤情材料，盼能提供，特此先行道谢。

将相怎样才能和？

——答孙观汉先生

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八期写了《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我写道：

旧历年到了，我是不过旧历年的，所以独自一人，在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写了我早就想写的一篇文章——《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其中有涉及先生之处，先生深明大义，当然不会怪我以大义相责，所以，我不会有世俗的歉意，先生也不会做世俗的反应。先生和我，虽然已十六年不通音讯，但是这一相知，自然还是继续的。

我又写道：

十年前，先生在编完《柏杨和他的冤狱》，最后说：

继柏杨之后，被台湾当局拘禁的青年天才作家李敖先生在1959年7月20日的日记上曾说过：“正当的欲望与要求，要发挥它而不要抑制它。”

如今我对柏杨的离奇的道德标准，未免有批评的“欲望”，未免有请先生“爱人以德”的“要求”，因此我毫不“抑制”，“发挥”出来，请先生站出来，评评理看，也请先生自我反省一下，说几句不“纵容”、不护短、不徇情面的话。先生是主张道义的人，没有错，但是这种道义，不能不照顾到它的完整性，不能只看到“柏府”的，而有意忽略了“李家”的，先生在《柏杨与我》里说：“在道德的立场来说，做了没有什么功劳可说，不做却是有罪的。”我希望先生就真正的“道德的立场”，公开检讨一下柏李恩怨到底是非在哪边，因为柏杨的作风，是有关世道人心的可受公评的事。我希望先生公开给我指教。

在这封公开信后，孙观汉先生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是“将相和”，全文如下：

孙观汉先生的“将相和”

大家时常说中国的人性中，有一种缺点，就是轻视合作，三民主义书中也曾指出中国人有如一般散沙。不过在民间的戏剧中，却有一个很动人的合作故事，那就是国剧中的“将相和”，各处的地方剧中也有，有时还称为《连城璧》、《和氏璧》、《完璧归赵》等。恕我约略一述这个故事，大部分对这故事熟悉的读者，请用速读法跳过下一段。

这是一个战国时的故事，出自《史记》。当时秦国强于各国，已到处专霸，有一次秦王想勒索赵国的国宝——叫和氏壁，急得赵王走投无路，幸亏有一个蔺相如，借他的机智，出使和秦王周旋，竟保全了国宝。以后在秦赵二国的高峰会议中，秦王傲慢，侮辱赵王，又借蔺相如的智巧，保全了赵王的面子。因为蔺相如的功劳和才能，赵王就拜他为上卿，位在大将廉颇之上，以廉颇有攻城野战之大功，心乃不服，造成了将相不和的局面。接着廉颇处处向蔺相如挑衅，而蔺相如却处处让步。实际上蔺相如看得很清楚，他明知廉颇之强霸，不及秦王，他自己的机智足够应付，只是因为他深知，赵国之强，完全靠了有廉颇和蔺相如二人，如果二人不和，秦国会立刻吞并赵国，在国家灭亡和个人受辱的二害相较之下，蔺相如就明智的采用后者向廉颇让步了。这事传到廉颇耳中，廉颇就立刻负荆向蔺相如请罪，二人因而结为刎颈之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难得有的“合作”的美谈！不仅是美谈，也是智慧！

最近友人告诉我，李敖先生在他刚出版的（1984年2月20日）新书中，有一封给我的“公开信”，信的里面和连在一起的文章里，叙述和讨论柏杨先生过去十几年的一切，包括李先生和柏先生相交的往事，对柏杨先生多有批评，李先生要我“公开检讨一下柏李恩怨到底是非在哪边”？

柏李二位都是近代文坛上号召力非常高的作家，他们的才华，借用李敖先生的分级看法，都是“一流”的。自从我在国外时知道他们以后，对他们的才华，一直钦仰，十多年以来，有增无减。不过要我来检讨他们的恩怨，犹如要一个幼稚园的孩子来检讨相对论的来龙去脉，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算钱的账已要进大学府学习会计，算人事的账，牵涉繁多，可要复杂得多了！

当然，我并不是一无感慨，当我知道了李先生的旨意后，不知何故，我的脑中一直旋演着《将相和》这出戏，并且欲赶不去。回念戏内的情节，蔺相如和廉颇二人的才能和背景，虽不相同，但都能深解及欣赏“和”的可贵而实践！

中国这个本质可爱的民族，近一二百年来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中，对民族的盛衰和苦乐，像我们这般比人幸运的人，当然有责，但有特别才华的人更有责。从国家的立场来说，有才华的人比“将相”还重要，既然将相能“和”，才华之士想来更能“和”。所以让我们乐观地祈望：如果大家愿善用天赋之才，暂忘自我，多为困苦中的人民着想，并替他们做些康乐工作，可真是理想的美事了。如果大家仍认为：非“先明恩怨，后才救国”不可，那难免一齐陷入“蛋和鸡谁先”的难解争执，说来说去就不容易说清了！

无论如何，中国的基本问题，我始终坚信是我们所时常提到的老昏病，李敖先生的信，再度提醒我关于我自己做人处事的老昏病，我慢慢的开始醒悟，觉得从长远的立场来想，如要处理老昏病，对症下药，胜于对人下药，不知有历史感的李柏二位先生和有爱心的读者们以为然否？顺此谢谢李敖先生给我来信的好意。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

看了孙观汉先生的大作，我想写一点感想。

孙观汉先生“将相和”的观点，是博大的、伟大的。但是他既然引喻了廉颇、蔺相如的故事，我们对达成“将相和”的条件，最好先仔细观察一下。这些条件，大略有三：

第一、“将相和”的达成，不在蔺相如单方面的“处处让步”，也不在蔺相如单方面的识大体，因为单方面的行为，就不是“和”的“美谈”，而是“让”的“美谈”了，就只是“相之让”，而非“将相和”了。这一“美谈”的达成，乃在廉颇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以后，“就立刻负荆向蔺相如请罪”。正因为廉颇不是死不认错之徒、正因为廉颇知过能改，所以才有和局。孙观汉先生期勉“柏李二位”以廉蔺之交，是我很感谢的，但他不要求对不起“相”的“将”认错，不督促廉颇向蔺相如谢罪，这就引喻失义了。“将相和”大义的画龙点睛，不在蔺相如的大度包容，而在廉颇的勇于认错。廉颇是将军、是勇者，“知耻近乎勇”，他知耻后勇于认错，才达成了“将相和”的“美谈”。如果廉颇一方面不勇于认错，那么就没有“将相和”之可言；蔺相如一方面再“处处让步”、再识大体，也无补于和局。所以，“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蔺相如已义尽仁至了，该做的都做完了，“和”不“和”，责任归属，已极明确。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的《柏杨曰》里曰：“廉颇先生的反省能力和弥补过失的能力，两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敬意，历久弥新。”可惜的是，现代廉颇竟毫无“反省能力和弥补过失的能力”，他的“敬意”，虽然“历久弥新”，只是光说不练而已，他的好友也不帮他练，这是我们不能不看不起的。孙观汉先生这种大义的对象，恐怕是搞错了吧？这种大义的施展，恐怕太掩护廉颇了吧？这种护短，恐怕也非君子之交的大道吧？

“将相和”的第二条件

第二、“将相和”的达成，是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但是双方地位，出将入相，大致相当。廉颇也非受恩于蔺相如过，“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基本关键只是一方“处处让步”、识大体，一方负荆请罪的问题。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因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LynnA.Miles）等“国际好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心中只有一义，并无其他，更非希冀柏杨他年会报答什么，因为这种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说上几句吧？孙观汉先生爱柏杨以德，并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总不忍“纵容”柏杨这种道德标准、这样对待李敖吧？柏杨这样子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将相和”是“美谈”，但在“将相和”之前，双方的地位若如此不相当，而是一方恩人、一方罪人；双方的恩怨若如此不相称，而是一方介之推、一方忘恩负义者，这种和局成立，恐怕廉颇所负之荆，就该更多了吧？当年因为出将入相，大致相当，所以廉颇负荆，人间大义立现，“困苦中的人民”就立刻明白了，“美”而“谈”之了。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旌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样一来，“困苦中的人民”又从何而知人间大义呢？“困苦中的人民”不知所“和”的大义所在，这种“将相和”，就会给人双方互有对不起对方的印象了，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孙观汉先生这种大义的对象，恐怕是搞错了吧？这种大义的施展，恐怕太掩护廉颇了吧？这种护短，恐怕也非君子之交的大道吧？

“将相和”的第三条件

第三、“将相和”的达成，是达成以后，一同扶弱抑强，为“困苦中的人民”抵抗暴政。这是廉颇、蔺相如的故事给我们的现代意义，也是孙观汉先生所肯定的意义。但是，若是“将”的一方，只是暴政的侍从者、合作者，则这一“和”，也就南辕北辙了。我在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里，曾列举出种种铁证，证明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在我这次公布的柏杨‘身后事’秘件里，可以看出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他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党中央的深厚关系。”我还举出，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国内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迴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竟还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1968年3月2日）！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人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我又举出，柏杨出狱之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迴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此外他写文章捧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之流，更其余事也。我的结论是：“我沉思默察了柏杨出狱后的作风，我真不得不说，他真辜负了这么久的监狱经验。不客气的说，他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最近远流出版社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社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在为“将”的人，已经屁滚尿流、一至于此的时候，所滑“将相和”，我真不知道“和”的是什么？“将相和”的基调一定得是关于大义，但是“将”已变调一至于此，还何来大义？孙观汉先生这种大义的对象，恐怕是搞错了吧？这种大义的施展，恐怕太掩护廉颇了吧？这种护短，恐怕也非君子之交的大道吧？

三条件之外

以上所说的三条件，都是“将相和”的起码条件，不应为孙观汉先生所不知，但是孙观汉先生既然知道，却要瞒天过海，这就不能不令人有憾了！

孙观汉先生为什么令人有憾了呢？基本原因其实只是他太软弱了，他不敢“就真正的‘道德的立场’，公开检讨一下柏李恩怨到底是非在哪边”，孙观汉先生不是没有“道德的立场”的人，但他的这一立场，显然被他对柏杨的私情蒙蔽了、软化了。我在《柏杨忘恩负义了吗？》里说：

孙观汉“切望有一天”能得到我的“批评”，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日新又新的孙观汉，应该早已悟到他自己对自己的批评了。1972年12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从笔和剑谈到柏杨》，明说目标是“拯救柏杨是拯救人权的初步和实际试验”。（后来《柏杨-美国-酱缸》中登柏杨访美谈话，也有“孙先生不仅是我的恩人，他营救我不是营救柏杨，而是营救人道和法律尊严”的话）。如今柏杨出狱了，孙观汉也回归台湾了，今昔对照之下，是不是这种“拯救人权的初步”，已因柏杨出狱而不再有第二步了？是不是这种“实际试验”，已因柏杨一人而停止试验了？如果一切伟大的高贵的目标，都只是为一人而努力、为一人而及身而绝，我们对正人君子们的道义的推广性和适用性，也就未免若有憾焉了。

孙观汉先生回归台湾后的噤若寒蝉所反映的，不幸正是如此。他和他的柏杨在“拯救人权”上的“初步和实际试验”上，显然是只为一人的私情而“昨日之怒”的，今天的他们，显然已经气消了。

最令人失望的

孙观汉先生最令我失望的是他说的这么两段话：

一、不过要我来检讨他们的恩怨，犹如要一个幼稚园的孩子来检讨相对论的来龙去脉，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算钱的账已要进大学府学习会计，算人事的账，牵涉繁多，可要复杂得多了！

二、如果大家仍认为：非“先明恩怨，后才救国”不可，那难免一齐陷入“蛋和鸡谁先”的难解争执，说来说去就不容易说清了！

这两段话，是十足的遁词。因为对孙观汉先生而言，柏李恩怨绝非“一个难题”、一个“难解争执’’。这是由于：

一、孙观汉先生当年曾和我秘密“同谋”，义助柏杨。他明明是深知我是有恩义于柏杨的人，但他今天不敢“且旌善人”一下，反倒“纵容”柏杨忘恩负义，不但不予以声讨，反倒说这是“一个难题”、一个“难解争执”，这未免是太缺乏道德勇气的乡愿行径。

二、我是陆续以长文和铁证“算人事的账”的，纵使孙观汉先生说账难算，可是我一笔笔都明列出来，我都代正人君子们算好了。除非你们说我算得不对，否则没有理由推托说难算。

三、何况，账一翻两瞪眼，一点也不难算。孙观没先生用出“蛋和鸡谁先”等语句，显然在混淆是非，令人有双方都有错的错觉。但我绝不接受。因为柏杨对我，是百分之百的忘恩负义，我没有任何一个百分比对不起他，却遭他如此恶报，这是太没人间天理的事！孙观汉先生出此乡愿之言，好像有什么朋友之间的误会似的，其实一点也没有，百分之百，错在柏杨身上，我是不分担任何过错的。

四、孙观汉先生是科学家，科学家要尊重证据，我一一举出的，都是证据——一面倒的证据。孙观汉先生对柏杨的理屈无一言之责，对我的理直气壮无一言之公道，这似乎不是求真的科学家态度。

五、孙观汉先生反对“先明恩怨，后才救国”，但我所争的，岂是柏杨对我个人的恩怨吗？我争的，正是人间天理啊！人间天理不先弄明，其他都是空的。在我举出那么多的证据之后，居然孙观汉先生还用和稀泥方式掩护柏杨，孙观汉先生的令人失望，不是很明显吗？

“我岂敢是你的上帝！”

孙观汉先生最后说：

无论如何，中国的基本问题，我始终坚信是我们所时常提到的老昏病，李敖先生的信，再度提醒我关于我自己做人处事的老昏病，我慢慢的开始醒悟，觉得从长远的立场来想，如要处理老昏病，对症下药，胜于对人下药。

孙观汉先生这段话，完全弄拧了“症”与“人”的一致性。“症”是“人”生的，“症”本身是抽象的，只有到了人的身上，才会落实。例如孙观汉先生追随柏杨，口口声声酱缸酱缸，说起“症”状来，头头是道，但一落实，真正酱缸的，却是他们自己。忘恩也、负义也、乡愿也、混淆是非也。……种种种种，都是只有“人”才犯的“老昏病”，也正是以正人君子自命的中国中产阶级的通病。孙观汉先生说他对我“一直钦仰，十多年来，有增无减”，对他的肯定，我感到高兴；但对他的“开始醒悟”的“老昏病”，却感到忧虑。我的忧虑，却正是他并没“开始醒悟”。因为“开始醒悟”的人，一定会明辨大义，绝不把“柏李二位”等量齐观，供在一起。

《新约》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得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劳根史密斯（LoganPearsaSmith）解释得妙，他说：“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了。”（ThosewhosetouttoserveGodandMammonsoondiscoverthatthereisnoGod.）这就是说，想两个都敬重的，最后必将失落。因为上帝和财神虽然都是“号召力非常高”的神袛，但他们绝非一类，任何把他们当成一类的人，都是把上帝亵渎的“神之贼”。我写这些话，坚决不敢说我是孙观汉先生的上帝，但我坚决要向孙观汉先生说：“孙先生，你必须选择，你不能再做乡愿，你不能做‘德之贼’。你不能同时肯定红色和紫色，一如你不能同时是黑又不非白。如果你不能站在第一线主持正义，请你也不要乱和稀泥。我给你的公开信，是请你把这件‘有关世道人心的可受公评的事’予以公评，不是请你做乡愿。你在《柏杨与我》里说得好：‘在道德的立场来说，做了没有什么功劳可说，不做却是有罪的。’如今你不能就‘道德的立场’声讨忘恩负义的柏杨，就是你道德上的堕落，就是典型的‘德之贼’。我承认你对柏杨有伟大的友情，但我越老越不明白，这种友情，在败德基础上，又有什么意义？在支持忘恩负义者的基线上，又有什么意义？孙先生，在你不明确表白你的正义感是非标准前，我愿退出被你‘一直钦仰’的行列，——所有上帝都会退出把他和财神摆在一起的钦仰，虽然我岂敢是你的上帝！”

我不惜用最坚决的态度面对孙观汉先生和任何乡愿型的朋友，可算是我近年来的一大进步。王阳明说过：“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如今我年纪越大，越相信“真是真非，信手行去”，不藏头缩尾的正确，我真的越来越这样做了。虽然我明知这样做，所谓朋友，会伤亡泰半，可是我不能不选择。正义毕竟比朋友重要，一旦人看破尘网，真正信仰正义是他的上帝的时候，看到朋友一个个失色而去，又算得了什么呢？

1984年4月12日

怎样摸公羊

申虹老弟老友早安：

今早两点半起床，校完《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外一章》《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三篇，你说你要先睹为快，并说要写读后感，特以三篇影本附上，即请读后感之，以存信史。读后感可遂篇写出三篇（即我三篇之后，有你三篇），字数不拘。

柏老被捕后，你预防被捕，也留下“身后事”四纸，有影本给我。我被捕后，劫余三页，今附上。因年久漫漶，内容除你自己外，别人已无法全识，请予重誊复原，送我一份。这一“屠式遗嘱”，足见你对柏老义尽仁至，应覆巢之变，存赴难之心，令人感佩，惜忘恩负义者不知也。我能为你保存这一文件，达十五年之久，阁下当请烤羊腿一次，自不待言。只是不知所请者，是公羊，抑是母羊？前几年一中学考题，问苏武牧羊，所牧是公羊抑母羊，真是无聊奇题一个。苏武北海归来，“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不知苏武有否大骂与其共过患难之前妻也。正史无考，望老弟老友有以度之。

谈到公羊母羊，我想到清朝老顽固徐桐骂康有为的话。康有为宣传《公羊传》，徐桐骂以“什么公羊母羊”！此事事关中国文化，恐你们政战学校出身的高材生有所未知，特为老弟老友恶补一下：

古代朝廷的大事，多在春天秋天举行，举行的经过，记下来，就叫《春秋》，所以《春秋》是实录，也是历史。这种《春秋》，只流传下来一部，就是《鲁春秋》。于是《春秋》变成专名，说《春秋》，就是指《鲁春秋》。

传说《春秋》是孔子写的，是不对的，《春秋》实际是鲁国史官的作品。这书包括了公元前八世纪到五世纪内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史虽用鲁国纪元，记的却是各国的事。它的用意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写史实，一个是写教训。因为原文太简略，所以便有解释原文的书出现，这种书，就是《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它是一部编年史，最早因为被指为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地位不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但在历史价值上，《左传》记录了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以及天道、鬼神、灾异、卜筮各方面的情况，倒很能使我们知道古人是什么样子。

晋朝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笔好，“富”是内容好，“巫”却是鬼神祸福之事，比例太多。

《左传》在东汉末年，越来越走红了，它压倒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变成了重要的史书。但它因涉嫌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一直被部分人士否定。到了清末，康有为甚至认为它是汉朝刘歆假造的。它的作者，传说是左丘明，说左丘明是“鲁君子”，又说是孔子的学生。

《左传》的特色是把几个国家平均叙述，而不以一个为中心，虽是编年体，但对事件本末的照应，首尾兼顾，可读性比起“断烂朝报”的《春秋》来，就高得太多了！

《春秋三传》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公羊传》和《谷梁传》着重在书法方面。书法就是发挥出“笔则笔，削则削”的褒贬力量，笔是写出来，削是不写出来，写和不写都有大道理在，这种大道理，就是“春秋大义”。

“公羊”、“谷梁”是家派的名字，后来变为《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的话，大义是堂堂正正的道理）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此东汉何休之言）。这种发挥，未免失之穿凿附会，但研究中国人的大道理，却很有用。康有为认为读古书，不可求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而当发其大端、求其义理。而此义理，又非言心言性等空话，而是古人创法立制的精义。在这一深得古人精义的识其大者之下，什么汉学宋学之争，就全无意义，只有“春秋大义”才有意义。

现在再回到苏武牧羊，《广谐铎》笑话书中，有这样一则：

画家题款所贻话柄，不一而足。日前城内某装池铺，有工笔人物立轴一幅。画一技裘老翁，幸牡羊（公羊）敷头，横题“摸羊图”三字。余见之，笑曰：“此苏子卿牧羊图也。不知哪个画师自逞其能，贻此笑柄？”适与友人偕，友亦笑曰：“子自迂耳！焉有羊牧而不摸羊者乎？”余为粲然。

这个画师能把“牧羊”发挥成“摸羊”，人道是错，我却认为他发挥了“春秋大义”。“春秋大义”是把书读活、把人写死、把公羊摸足。写到这里，我真又该宁愿《春秋》是孔子作的了。——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李敖著《千秋》，篇篇有正义。手执大毛笔，道出大秘密。写得佛跳墙，放出大狗屁！

敖之1984年2月13日东方已明时

（附录一）致李敖的一封信（屠申虹）

敖之老哥：

读完所写的三篇“义助”纪录，不但觉得你相当伟大，连带自已也觉得相当伟大，当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完全激于友情道义，甘冒杀头被捕之险，为人料理善后，至今想想，亦颇为自己年轻时代能有那一份豪气而感动。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赴难时，大刀王五之“肝胆两昆仑”不过如是也。

弟虹2月13日午

（附录二）多少尘封事，尽付笑谈中（屠中虹）

李敖写了《柏杨忘恩负了吗？——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义助柏杨的外一章》以及《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三篇，是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我是一名相当深入的关系人，所以李敖特别把这三篇文章，先送来给我看，要我以“关系人”的身份，提供一些佐证。

我一向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对很多发生在身边的事，都不太记得住，但是柏杨事件，由于在我的人生境遇中，是一个相当深刻的伤痕，因此，在记忆中仍然相当的清晰而鲜明，读完了李敖的文字，一幕幕已稍有尘封的映象，又在眼前强烈而鲜活地展现了出来。

民国五十七年到五十九年，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是一段灰暗的岁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的老师柏杨、我的好友李敖，相继失去自由，他们究竟是以什么罪名被捕，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十分了解，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他们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以言贾祸”。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关于这一部分的较详细经过，我将另行在《万岁评论》二月号发表），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我说：“托尔斯泰讲过：‘我这一生中，只要有一个女人，愿意为我心甘情愿地煮一顿饭，我就可以死而无憾了。’假如你知道在你出事以后，师母为你流过多少眼泪……你或许就不应该再对她有任何埋怨了。……”

过了不久，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结婚，对张女士，我所知无多，只是在婚礼上见过一面，只觉得是一位颇为富态的中年妇女，虽不如艾玫雅丽，也不如艾玫的灵秀，而脸上亦稍有肃杀之气，但是李敖所说的“一脸横肉，扑人而来”，则稍嫌形容过甚，而且听史紫忱先生介绍，说她除了在建国中学教书，还是一位经常写诗的作家，娶妻娶德，想来，在外在上的若干缺失，足可以由其内在所弥补了。我虽然为柏杨师又能得到如此佳侣而庆幸，但是可能是在我心理上，始终未能抹去艾玫的那一幅泪眼婆娑、到处哀告无门的形象，知道假如和柏杨师新伉俪再见面，难免会触景伤情，又禁不住会说出不十分中听的话来，因此，除了那一次婚礼上的惊鸿一瞥外，以后一直没有再见过面。

李敖对柏杨师作品的批评，以及因为柏杨师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而有所批判，我都不同意，而且亦认为不甚公允，在现代作家中，柏杨先生和李敖一样绝对是可以禁得起历史评判的大家，但是李敖所记叙的对柏杨师所做的“义助”，则是百分之百的真实，这是我可以以一个“关系人”的身份，所可以肯定的。

惧往矣……多少尘封事，尽付笑谈中……十数年后，又能看到受难归来的老友坚强而活跃地挺立在文坛上，仍然能够得到他应得到的尊荣，不亦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吗？

6月13日

王八一落千丈考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中国海军在西沙群岛抓到一只大玳瑁，带回南京，一时哄传。各报驻京记者，都发专电报导。天下第一吝啬鬼成舍我，那时正是北平《世界日报》社长，第二天看到各报报导，都说是玳瑁，只有《世界日报》一家说是乌龟，于是打电报给《世界日报》驻京记者，查问真相。为了节省电报费，成舍我只发了十个字，全文曰：“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一时传为笑谈。

“玳瑁”英文是hawksbill，是turtle的一类，是水生的龟；“乌龟”英文是tortoise，是陆生的龟。（淡水生的龟，多半水陆两栖。）中国最早有“鳖”与“龟”之分，《说文》上说：“鳖，甲虫也。”《考工记》注：“外骨龟属；内骨鳖属，按鳖骨较龟稍内耳，实介属也。”就是说鳖是有盖儿的爬虫。骨头长在皮外面（有硬盖子的）是龟；骨头长在皮里面（有软盖子的）是鳖，全是背上长壳儿的动物。《说文》这种学名，在实际上、一般运用上，中国人是不大细分的，大多通称乌龟，俗称王八耳。

高高在上

乌龟在古代，地位是高高在上的。《大戴礼》中说：

毛虫，毛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毛羽之虫，阳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之所生也。惟人为倮匈而后生也（王聘珍校曰：倮匈谓无毛羽与鳞介也），阴阳之精也。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由此可见，乌龟不但是“介虫之精者”、是有壳儿的动物的头头，并且跟“倮（裸）虫之精者”圣人同级。中国古人对它，歌颂崇拜，一直不断，在那时中国人眼中，神灵也、吉祥也、发财也、长寿也、解人言也、象天地也、知吉凶也。……种种好事，都跟它有关。它不但是圣人级的，并且还坐在圣人怀里，向皇帝“王八看绿豆”呢！《礼记》中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圣人抱龟南面，与皇帝北面二比一，皇帝还真吃蹩呢！《史记》有《龟策列传》，记用乌龟知吉凶时，称它为“玉灵夫子”，古人对它的马屁，可真不小呢！《诗经》中有“我龟既厌，不我告犹”的诗，可见古人对乌龟拍马屁，有时它还摆上架子、爱理不理的呢！

你龟我龟

正因为乌龟这么风光八面，所以中国人在对它马屁之余，在称呼上，多想跟它发生牵连，于是，大家就你龟我龟起来了。春秋战国时宋有公子围龟、楚有斗韦龟、汉有京兆尹陈龟、幽州刺史朱龟、曹魏有典农刘龟、北魏孝明帝以“神龟”纪年（公元518—519），孝昌年间（525—526）有大臣叱列伏龟，正始年间（240—248）有羽林监王元龟、唐宗室有楚王灵龟、嗣曹王龟年、大臣有崔从龟、王龟、刘崇龟、李权龟、庶僚有乐朋龟、薛元龟、协律有李龟年、进士有张仁龟、处士有陆龟蒙、道士有解元龟、白居易叫他侄子做龟儿、字文籍字夏龟、张志和本名龟龄、王俌字兴龟、贺知章称殷践猷为五总龟，以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五代时前蜀有京兆李龟祯、宋吕蒙正之父名龟图弟弟名龟祥，就是吕夷简的爷爷，何承矩之子名龟龄、范雍的爷爷名从龟、王大宝字元龟、又有员外郎董龟正、郎中王龟从、陈尧封之子陈渐自号金龟子、陈季常做“龟轩”、杨时号龟山、有侍御史黄龟年、有直讲彭龟年、洪朋字龟父、何兑叫龟津学者、龚开号龟城叟、沈与求号龟溪、王十朋字龟龄、陆游叫龟堂病叟、又做“龟堂”、又以龟壳做帽子，又有张龟溪、元谢应芳自号龟巢老人、室名“龟巢”、所著有《龟巢集》、又戴良自署其居曰“龟毛庐”、明方渊号龟鹤山人、清黄丕烈号龟巢老人，潘恭寿号龟潜，潘祖荫做“龟盫”。……这种你龟我龟，甚至传到日本，日本有龟井昭阳、有龟井南冥、有龟谷省轩、有龟田莺谷、有龟田鹏斋、有龟田绫濑。……日本人之乌龟化，是绝不后人呢！

龟蛇同组

不料乌龟虽然一路风光，不幸慢慢被人造了谣言，集谣言大成的，是《说文》这部书。《说文》作者许慎（约58—147），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五四零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义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明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出来。）

在《说文》中“龟”字条下，有这样权威的解释：

龟，旧也。外骨内肉者也。从它（蛇）。龟头与它（蛇）头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

这就是说，乌龟是没有雄性可言的（《列子》中说它是“纯雌”），要生小乌龟，得跟蛇交配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龟头”与“蛇头”长得一样。《埤雅》中说：“广肩无雄，与蛇为匹，故龟与蛇合，谓之玄武。”玄武就是指龟蛇，它后来形成为“北方之神”，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民俗》第四十八期收有《潮州儿童歌》，原文是：“面盆脞水（脞水，贮水也）津呵呵（清到彻底也），照见北爷（玄天上帝也）在后座，头毛披肩手骑（骑，拿也）剑，脚下踏着龟蛇哥。”这就是玄武拟人化后的造型。《正统道藏》洞真部（昃下）有“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明说这种拟人化的造型是披发跣足、踏龟与蛇，可见龟蛇同组，早就被中国人认定不疑了。

糟糕的是，中国人的动物学，实在不怎么高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把乌龟观察清楚。中国人以为乌龟“无雄”，是完全看错了的，这一错就记录在《说文》上，于是积非成是，就传出“五杂俎”所谓“龟不能交；而纵其牝者与蛇交”的说法了。既然自家人不搞自家人，自家人竟在外面与蛇通奸，那做“无雄”一方面的，还有好话吗？

帽儿改绿

在元朝时候，有“元典章”规定制度，说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头巾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龟头，于是，各路附会就慢慢大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巾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夫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巾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人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头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王八副马保祐，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踣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驱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开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王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耶？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八”（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夫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五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乱判的。试看一则台湾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

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五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零六八号

上诉人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毛维理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右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10月16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如左：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五十七年7月30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奸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4月14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的看到王八每下愈况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各杖八十七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1984年3月7日

王八过敏症

1969年4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老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老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零一本），“钱”新台币三零、零零零整于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

刘家昌

1969年4月9日

就这样的，我名列“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太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教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有志竟成，变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爆新闻。原来7月19日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把李翰祥揍伤了，揍了人后，刘家昌下午就招待记者，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给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祥，并且把江青休了，要离婚了事。在刘家昌放声大哭之际，他的儿子在旁边参观，手中拿着冰激凌，正吃得痛快。

7月20日《中国时报》报导如下：

正在桃园拍戏的李翰祥，因被揍，左边的脸颊浮肿，嘴唇亦破裂。当记者们走访他时，他正以冰块冷敷他的伤处，表情很无奈。

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并且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

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的，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暖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项谣传不知从何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

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报导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台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再死灰复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须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之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国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圈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的。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记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在太太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戴他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快，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坦然庆祝龟寿的，而这种人的离奇行径，也必然是人间《资治通鉴》的一种，只是不知是谁家的版本而已。

1984年2月7日，以两小时写

你不能只做一半

一邓维贤致李敖

敖之大哥：

我第一次在信上称呼您“大哥”，也希望以后都以“大哥”称呼您，是表示我不只是把您当做朋友、同志，还永远把您当做老师、导师。

从李宁、刘小姐告诉我的，加上最近《自由时代》的一则报道，我了解您不愿继续为《政治家》写专栏，主要有两点原因：一、不满意《政治家》的内容；二、不满意我对“柏杨与您之间的问题”的处理情形。

我对《自由时代》不先向我本人采访就写出误解我、伤害我的“消息”，感到伤心；这可能跟《政治家》不先与您这样一位“密友”商量，就径自刊登《访问柏杨》及处理第六期“封面故事”一样——令您伤心。我能够体会您的失望与不满。我不愿急着为自己辩解；但是，我愿意承认，对您这样一位朋友，我做了对您不公平的事。

我本来想写一封很长的信，细细叙说我如何在您背后——在别人批评您的时候——维护您、为您辩护，来证明我多么推崇您、多么重视您。但是，我猜想，在这个时刻，不管我怎么讲，可能都无法完全说服您。我打算在未来适当的时刻，再写这样一篇“回顾”的文章。

至于您不满《政治家》的内容，我也可以了解。

在当前台湾“水准低落”的政治文化中，您对党外民主运动所坚持比较高（不是非常高）的标准，一直令我最为佩服、最为珍惜。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坚决邀请您为《民主人》及《政治家》写专栏、在许多误解您的朋友面前极力为您辩护的原因。

我猜想，您是以比较高的标准来看目前的《政冶家》，于是产生不满。我了解您的感受；我也以此自责。

《政治家》必须每星期、每星期地出，因而不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目前的《政治家》，与理想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我希望朝理想的方向修正、改进，但是，我担心——要符合起码的水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在杂志内容不能令您满意前，就要求您义务性写稿，我知道，这是违背您的原则的；我希望继续努力办好这本杂志，等杂志办得我自己觉得满意时，我一定再向李大哥试探、请教。

现在唯一让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政治家》没有李敖的文章，将失色许多；对李敖的忠实读者，做为发行人，我有无限的歉意。

基于对李敖的认识，我有一个信念——真正为民主努力的人，绝不应该封杀李敖、放弃李敖。

以后我会每期寄上一本杂志——可能一连让您不满意的内容——给您过目。

永远感谢您的支持、爱护。祝您

安好！

维贤敬上3月28日

二李敖答邓维贤

维贤老弟：

我生平喜欢搜集一些“飘然而去”的故事，令我欣赏的一个是桑塔耶那（GeorgeSantayana）的。桑塔耶那是西班牙人，九岁迁居美国，二十七岁到五十岁，都在哈佛教书。五十岁那年，他得到一笔遗产，上课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意到这只小鸟，看了一阵，若有所得也若有所失，回过头来，告诉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haveadatewithspring.）于是辞去他做了二十三年的教职，云游欧陆，八十九岁死于意大利。

桑塔耶那是美国大思想家，是许多人的老师、导师，但当他一朝发愿寻春，他不再回头。

你说你永远把我当做老师、导师，我很有知己之感，但我真的已觉得“我与阳春有约”，虽然这个岛的阳春，是如此无情、如此孤寂。

看了你的信，我想我该多说几句，算是临别赠言。

你说：“我愿意承认，对您这样一位朋友，我做了对您不公平的事。”我想，你这话说得似乎有点弄错了重点，我看重点不在对我不公平，而在对别人太“公平”了。

我从来没有就你对我本人的态度有任何不满，你对我的维护（不论是公开的还是背后的），我都清楚知道；我不满的，乃是你对别人的乡愿态度。——你维护正义，是应该的；但你同时姑息不义，就是大错特错。

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尊重李敖的党外纯度一百是不够的，你必须揭发别人是国民党同路人；宣扬李敖侠骨柔情是不够的，你必须点破别人对他的忘恩负义。

佛法有小乘与大乘之分：但求自度不求度人的，是小乘；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的，是大乘。小乘的信仰者，在天路历程里，只是半途的信仰者，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好像火车进山洞，只走了一半，就停了。停在半途，这种境界，就是“小乘佛教”。相对的，开出山洞，大放光明，才是“大乘佛教”。这时候，有了“梵”、有了“大我”、有了“真如”、有了“法身”，人生开始活泼泼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不是舍弃，而是争取；不是出世，而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糟糕的是，中国人接受佛法，一下子就陷入了小乘的境界，结果呢，他们口口声声弘扬佛法，其实他们弘扬的，却只是佛法的一半，——他们大乘其外，小乘其中，还停在山洞里。

这种还停在山洞里的窘局，在佛法以外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也屡见不鲜，其中“乡愿”与“君子”之分，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孔夫子提倡君子，但是同时严斥乡愿。乡愿不是别的，就是伪君子。孔夫子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孟夫子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乡愿的可恶不在他不是红色，而在他是紫色——一种使人误以为红色的颜色。中国人自古学做君子，可是只学到一半，学成了个乡愿，并且糊里糊涂，把乡愿当成了君子，于是火车又进了山洞，走了一半，又停了。

结果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学做君子，但是学成的，却到处都是乡愿。这一停在山洞里的窘局，直到十七世纪的颜元出来，才被清楚点破。

颜元，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父亲是朱家养子，他也生在朱家。十五岁结婚，但为了要学仙，不肯同房。十六岁“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十九岁朱家有讼案，他被捉进牢里，在牢里看书。出狱后做农夫、习武艺、学中医、当教书匠，样样都来。由于父亲失踪，在祖母死时他代行父职，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丧礼（朱子家礼），弄出一场大病。这时别人告诉他，说他父亲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这时他也觉悟到朱子家礼“有违性情”，因此起了反动。后来他离开朱家，回乡归宗，万里寻父，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乃对程（二程）朱（朱熹）之学更起反动，相信“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不愿做道统中的乡愿”了。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他努力提倡实用主义，他的伟大精神一如墨子。他提倡的哲学，得到李塨的维护。李塨字刚生，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他是颜元的学生，也是“颜李学派”的传人。他们师徒二人，是真正“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徒，可是后来难乎为继，终于式微了。道统中还是乡愿当道，真正的君子还是停在山洞里。

中国人学做君子未成，结果成了乡愿，原因之一是，大家知人论事的方法是乡愿的，自然所得非他。颜元的方法却不如此，他大声疾呼，说“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他的方法是“破”、“入”（立）双修的。破程朱是打击伪君子，入孔孟是维护君子，颜元告诉人们，只维护君子是不够的，要同时打击伪君子才行，但是乡愿的作法却全不是这样。乡愿“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在这种方法下，乡愿行的，只是捧孔孟，但是绝不破程朱，他们只做了一半，然后就停在山洞里！

乡愿性格是中国人性格的一大特色，孔夫子在世时候，就大骂他们是“德之贼也”！可见孔夫子当时就气不过。但他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千百年下来，在孔庙中配享的、上香的、陪祭的、拔猪毛的。……统统都是这些货色，他们过孔夫子之门而入孔夫子之室，但是却绝不行孔夫子之道，他们却还打着孔家的招牌呢！

其实，碰到乡愿的又岂止西方佛祖或东方圣人而已，连马（克思）、恩（格斯）诸公，亦不例外。马克思为了抗议他的学说被放之四海于俄国，曾怒形于色，愤愤说出“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而恩格斯也抗议他们的学说被作弄，在晚年也曾做出否认之言。可见乡愿者，真“德之贼”也，他不自己去贼，却要为“德之贼”，在这种是非不明、真伪难分之下，“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王守仁（阳明）回忆：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

坦白告诉你，维贤老弟，我李敖这股“狂者的胸次”，保证绝对在王阳明之上，并且更不遮盖，“更不着些覆藏”。我生平个性刚烈，从无“乡愿的意思”，因此我如你所说，总是坚持比较高的标准，不肯妥协。你老弟“不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虽然有你的困境，但是既然求仁得仁，又复何怨？盼你今后多在打击魔鬼、拆穿仿冒、揭发国民党同路人、点破别人对李敖忘恩负义上用力，不要和稀泥的只做一半。——你不能只做一半，因为真理是完整的！

敖之1984年4月6日下午

国民党同路人柏杨对我、是百分之百的忘恩负义，我没有任何一个百分比对不起他，却遭他如此恶报，这是太没人间天理的事！《政治家》上不督促柏杨向我道歉谢罪，也不为他的背德悖理声讨他，反倒隐含和稀泥的希望，好像有什么朋友之间的误会似的，其实一点也没有，百分之百，错在他身上，我是不分担任何过错的。详情已见第二十九期以来《千秋评论》，铁证惧在，任何伪君子都赖不过去的！

柏杨割错了屌

我在《柏杨忘恩负义了吗？》（《千秋评论》第二十九期）里说：

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

为了证明柏杨的“历史基础有问题”，我愿意抽一个样，给对柏杨白话《资治通鉴》胡吹乱棒的人，见识见识什么是真历史。我抽的样，就是司马迁割屌事件。

司马迁（前145？135——前78？），字子长，陕西韩城人。他是中国第一部正史的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大家。他父亲是汉朝的史官，他继承了这一行业。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说了真话，替李陵开脱，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死刑可以用两种方法代替，一种是拿钱来赎，一种是割生殖器。司马迁没有钱，为了完成他父亲和他自己著作《史记》（《史记》并不是原书书名，是后人加的）的宏愿，就忍受割生殖器的处罚。三年以后，他被赦出狱，仍旧被汉武帝用做秘书（中书令），隐忍苟活，终于在五十五岁那年，完成了《史记》。（《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现在传下来的，有一点残缺。）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他不但随处写出了历史，也随处写出了正义。他并没因为遭受牢狱之灾，就吓破胆、不敢借古讽今了，在他笔下，“当今圣上”被他遗臭万年。这部书，在他生前未能流传，是他死后由他外孙杨恽流传起来的。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写到司马迁替李陵说话后，说“上（汉武帝）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本是长话短说而已，不料柏杨白话《资治通鉴》却大加花样，来了“柏杨曰”如下：

刘彻先生本来希望用李陵先生的生命，作为他皇冠上的荣耀，所以一听说李陵先生被俘，便老差成怒。既已肯定李陵先生有罪，又何必再询问司马迁先生的意见？司马迁先生的回答，如果不对，可以不听，可以申斥，可以逐出政府。何至诛杀？更何至刁钻恶毒，指定割掉生殖器？汉政府法律三百五十九种，死罪四百零九项，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不知道用什么理由，选择腐刑？有人说刘彻先生爱司马迁的才华，才减死一等。司马迁先生的罪不致死，而减死一等，还有鞭打，又为什么非腐刑不可。唯一的解释是，刘彻先生喜欢这个调调，称之为“割屌皇帝”，似是最恰当的谥号，尤其他用不诚不信的残酷手段，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而罪状又不过是一句话没有称他的心，如他的意而已。

汉武帝是该骂的，但骂汉武帝，要根据历史，不能根据胡扯，不幸的是，柏杨却大胡扯特胡扯。《汉书》刑法志中，有这么一段：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骄，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柏杨胡乱看了这段书，就说“不知道用什么理由，选择腐刑”，其实柏杨不知道，汉朝自景帝以后，一般说来，被判死刑的，如自己要求割生殖器，是可以免死的。（虽然那时候已废除了宫刑。）在中国法制上，这种免死，叫做赎刑。赎刑在秦朝时候，是没有明文的；汉朝初年跟着秦朝走，也没有明文；到了汉文帝时候，募民入杰塞下，得以免罪；汉景帝时候，令民有买爵三十级者，得免死罪；汉武帝时候，令入赎钱五十万者，得免死罪。这是汉朝有赎刑之始。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明说：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

司马迁这里明说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的话，就是他因为没钱赎罪只好割屌赎罪的明证。柏杨问曰：“不知道用什么理由，选择腐刑？”李敖答曰：“理由在此，阁下历史基础有问题，阁下错了！”

明白了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就会知道，柏杨所谓的“有人说刘彻先生爱司马迁的才华，才减死一等。司马迁先生的罪不至死，而减死一等，还有鞭打，又为什么非腐刑不可。唯一的解释是，刘彻先生喜欢这个调调，称之为“割屌皇帝”，似是最恰当的谥号，……”就全是胡扯了。汉武帝爱什么才华，他杀人如草芥耳，岂惜一司马迁？只是汉朝依法有赎刑之例，司马迁在两个烂苹果中，自选其一而已，汉武帝又哪来闲工夫针对一个人“指定割掉生殖器”？柏杨把暴君普遍的残暴性，上下其手，予以特定、予以局限，说汉武帝是“割屌皇帝”，这真未免太开脱暴君了。何况，《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把“隐宫（宫刑）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去大兴阿房宫等土木，看了这种七十万的大数目，我奇怪柏杨为什么不曰一下秦始皇是“割屌皇帝”而要曰汉武帝是“割屌皇帝”，这种轻重不分，乱在司马光的历史书后胡说八道，真未免太屌了一点吧？

1984年4月20晨

柏杨替武则天乱伦

我很久不读柏杨的文章了，原因是实在吃不消他的没有格调。五年前，我写《柏杨忘恩负义了吗？》提到在他坐牢时我对他的帮助，其中说：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

昨天收到读者齐丰瑜先生的电话留字，叫我注意早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的柏杨《毛泽东与武照》一文，该文将史实弄错，要我批判。我照齐丰瑜先生的指示，找来这篇文章，一看之下，忍不住笑。原来短短一篇文章中，关于史实的错误，就有两起，并且都是严重的大错误，我先写有关武则天的一篇。

柏杨文章中说：“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历史上却有前例。那就是颠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几乎屠杀殆尽。当唐王朝复国时，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当然绑赴刑场，当然屠灭九族。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还要向她请安。因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治先生，是武照的儿子，皇帝固可杀叛徒，儿子却不可杀娘亲，偏偏叛徒是娘亲，无法下刀，更不要说灭九族了，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七搅八缠，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

看了这段话，我真的奇怪自称能翻译《资治通鉴》的柏杨，究竟把这部书怎么读的。《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五年（六五四）条下，明说：“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纳之后宫。……”这明明是说，武则天从尼姑到二进宫，进的是唐高宗之宫，而唐高宗不是别人，正是柏杨笔下的“李治先生”！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李治是武则天的丈夫；但照柏杨的说法，“李治先生，是武照的儿子”！这不是错得离谱吗？所有的史书，从《资治通鉴》到《旧唐书》、《新唐书》，……都明明说唐高宗的昭仪、宸妃、到皇后，是武则天；唯独“历史学家”柏杨，却瞪着眼睛胡说唐高宗是武则天的儿子，这种无知与荒唐，居然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呢！

历史上说“唐乌龟”，意思是唐朝“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近思录》卷八）；“闺门无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其中武则天更是要角。不过，尽管武则天秽乱，还没跟自己儿子乱伦，但照柏杨说法，则儿子上床，势将难免矣！呜呼，柏杨真会拉皮条哉！

1989年1月28日

让人肏了三百年才复仇吗？

老友李翰祥，在大陆拍《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竟为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开脱，说完全归罪于慈禧太后，他“不觉得恰当”，“应归罪于整个制度。……为什么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帘听政？”这段话可大错特错！以慈禧太后搞夺权的辛酉政变为例。辛酉政变给肃顺等的罪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咸丰临死前，并没要他们接事，“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渝”，“赞襄”名目乃是他们假造的；一个是说他们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其实这些罪状，都不能成立。第一、“赞襄政务”是咸丰7月16日下的谕旨，《翁文恭公日记》中明记这一谕旨与立太子的谕旨同在7月18日到北京；后来《文宗宝录》中也记录了“赞襄政务”的话，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是别人假造的？第二、反对垂帘听政乃是维护“祖宗旧制”，因为清朝家法中，从来没有这种制度。顺治康熙时候，有摄政、有辅政，可是从没有什么垂帘不垂帘。王闿运写诗说：“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顾命大臣赞襄新君的，女士们是不能出来辅佐的，“祖宗旧制”没有垂帘听政，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别人“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后一出道，所作所为，就是破坏制度。固然历史剧难免“不完全是依照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离谱了。

李翰祥虽然拍历史剧离了谱，但是，比起最近国民党拍的历史剧来，剧中肃顺变成了一代巨奸、而恭亲王和慈禧还有了恋情！……《仕女杂志》访问胡茵梦，胡茵梦说：“我有信心演好‘慈禧’这个角色，因为我看了很多有关‘慈禧’的书籍，也看过港剧的录影带，‘慈禧’是‘天蝎座’的人，我要从这个方向去演她的爱恨与处事方法。”我想，胡茵梦如果“看了很多有关‘慈禧’的书籍”，她看的，一定是不及格的杂书吧？真正的历史书，不会这样胡来吧？

所谓不及格的杂书，其实也都打着历史旗号呢！以柏杨《中国人史纲》为例，在慈禧身世上，就这样的胡说八道过：

这就是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1900）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呈现的悲惨景象。李鸿章到了北京后，向八国认罪，请求停止军事行动，各国的反应冷淡，他们再度密议趁这个机会把中国瓜分。至少有三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痛哭无告，代替愚蠢的清政府承受惩罚。而那拉兰儿在西安却冥顽不灵如故，每天照样快快乐乐的看戏。

——我们回溯上世纪（十八）准噶尔汗国的故事，它最后一位可汗阿睦撒纳生下时，满身是血，征服同属于女真民族的那拉部落，屠杀极为残酷，那拉老酋长死前悲痛的说：“我们纵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要复仇。”那拉兰儿正是这位老酋长的后裔，她正在不知不觉中为她的宗族，报此三百年前的血海深仇，努尔哈赤的子孙，将被她复仇之手埋葬。

照柏杨这样说法，简直慈禧太后天生下来，就是复仇使者，她“正是这位老酋长的后裔，她正在不知不觉中为她的宗族，报此三百年前的血海深仇”。如果慈禧太后真的使命如此，那么，她的一切祸国殃民，岂不都可被开脱了吗？

事实上，柏杨这种“据说”，只是胡说八道的“据说”，不是历史。

事实上，清太宗的母亲孝慈后本是叶赫部长杨吉砮的女儿，姓纳喇氏，有蒙古血统。她在明朝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嫁给清太祖。嫁过来后，叶赫方面仍与清太祖纠纷不绝。万历三十一年（1603），孝慈后病了，想妈妈，清太祖派人请丈母娘来，叶赫方面不答应。孝慈后死后，清太祖怒伐叶赫（当然伐叶赫还有别的原因，叶赫联明廷就是重要原因），万历四十七年（1619），灭了叶赫。四十年前，郑天挺早在《清史探微》中写道：

俗传清与叶赫以此成世仇，叶赫势必覆清，清亦禁不与叶赫婚，清末违祖训，孝钦（慈禧）孝定（隆裕）两后相继入宫，清室遂亡，案太宗时有侧妃叶赫纳喇氏，为承泽亲王硕塞之母；高宗时有舒妃叶赫纳喇氏，为皇十子（未有名）之母，俗说绝不可信。

所以，照柏杨“据说”级的历史程度，叶赫的女人们要“复仇”，早该在清太宗时或清高宗时就复了，何必苦等“三百年”？让人肏了“三百年”？肏到慈禧太后出来，才想到“复仇”，连累全中国人跟着倒霉？

由此看来，柏杨这类打着历史旗号的不及格的杂书，充斥市面，其实才正是演艺人员颠倒历史的根源。——以二流的无知妄作，带领三流和不入流的无知妄作，才正是今天胡来的场面啊！

1986年3月6日午

柏杨替毛泽东投降

昨天写《柏杨替武则天乱伦》，谈到他在古代历史上的无知与荒唐，现在再写他在现代历史上的无知与荒唐。

柏杨在《毛泽东与武照》中说：“鲁迅再也料不到，他逝世十年之后，毛泽东先生就向国民党投降，毛泽东亲到重庆，……而毛泽东先生在投降后，因为国民党堕落崩溃的加速，形势倒转，这段投降事件，遂被封杀，在不得不谈到时，也被美化。”

柏杨这里所谓毛泽东到重庆投降的事，全是胡说八道。历史的真相乃是：美国希望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统一，不再发生内战，因而派赫尔利（PatrickJ．Hurley）到中国促成国共和谈。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说：“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两天后，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8月20日，蒋介石再电毛泽东，对朱德责骂他的电文有所解释后，再向毛泽东说：“甚有赖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者岂仅个人而已哉！”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在语气上，已不再不客气的称“你”，但是仍不肯来。8月23日，蒋介石三电毛泽东，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以上电文，均见国民党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蒋介石虽然“已准备飞机迎迓”，但是毛泽东不肯坐他的，“结果还得要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做毛泽东的安全保障、专程乘美军飞机亲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这才挪动了他沉重的腰板。”（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语）试问毛泽东这样高姿态、大架子，是“投降”吗？

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与他做了九次交谈，他使蒋介石痛心疾首、头疼无比。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言“脑筋深受刺激”，大骂“共匪诚不可与言矣”“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9月4日、17日、10月11日）试问毛泽东这样难缠，难斗，是“投降”吗？

毛泽东到重庆前，共产党已占据大量河山，据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统计“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试问毛泽东这样形势大好的处境，去重庆是“投降”吗？

毛泽东与蒋介石会面，明向蒋介石“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与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做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蒋介石9月29日、10月2日日记中语）试问毛泽东这样予取予求、咄咄逼人，是“投降”吗？

以上随手举的一些史料，无一不证明了柏杨完全在美化国民党，捏造历史，说毛泽东“投降”。事实上，老毛好好的，真正替他投降的，是国民党御用文人柏杨耳！

1989年1月29日

附记：以上所引史料，都是台湾习见的。至于赫尔利亲邀毛泽东前去重庆的种种外国当事人史料，如罗贝克（DonLohbeck）《赫尔利传》（PatrickJ．Hurley）所引者，以不习见，此不赘述。

为何而战？

随手翻了一本《柏杨/美国/酱缸》的书，在“南加州第一次文学座谈会”里看到所谓历史家柏杨的一段谈话。柏杨说：

有朋友对我说，你写文章有什么用？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丝毫不能发生力量。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我只希望把能够写的、能够说的写出来，希望年轻一代的朋友，认为你这句话有道理，希望将来他当权的时候，能够在他心灵上反刍（掌声）。像林肯一样，他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当然，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实际上是为了南方的独立。但至少可以了解，林肯所受到的影响，是在他年轻时，而不是在他已完全定形的年纪。

柏杨在中国大谈中国史，已经颇多无知和笑话，我已写《柏杨割错了屌》（《万岁评论》第四期）等文予以揭发。不料此公意犹未足，还在美国大谈美国史，再来无知和笑话，这可麻烦了，因为不是关着门在家丢人，而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我实在看不过去，实在要写他几句，请他反省反省。

是与真正的历史不合的

说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说“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等等，是与真正的历史不合的。据理查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美国政治传统》（The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的研究，关于林肯对黑奴的态度，自始就不无可疑。理查霍夫斯塔特说：

关于亚伯拉罕林肯于二十一岁第二次到纽奥良斯旅行的一段故事，对于林肯的传奇，占有重要的地位。依约翰杭克斯的记载，当林肯同他的旅伴到一个奴工市场时，他们看见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姑娘，在街上出售。他心中异常伤痛，他誓言果使他有此机会，他将攻讦奴工制度并予以痛击，这个暗示是很明显的，林肯是个半废奴主义者，解放宣言成全了这个年轻人所许的愿。但是这段故事的可靠性，是研究林肯的学者们所怀疑的。约翰杭克斯是在三十五年之后，以人证的身份，回忆到这件事，但依林肯与杭克斯的旅程，并没有越过圣路易斯（St.Louis）。卑维利兹认为林肯自己显然从未公开或私下说到这件事，而且在这件事过后的二十年，林肯对于奴工制度并不关怀。我们知道他拒绝指责奴工的逃亡法（FugitiveSlaveLaw），虽然这方法是恶毒的不公平。他甚至于还不肯释放被控逃亡的黑人。（他写给史彼得说：“我承认我恨见可怜的家伙被迫害，但是我却闭口缄默。”）

在他随后的生涯中，一个反奴工制度扩展者应该从他早些年公然藐视这个问题的眼光来解释。他对于局部的特殊制度通常是温和地敌视。他之所以缄默，乃是由于他的如意想法，认为它注定要逐渐消灭。他只是在肯萨斯尼布拉斯加法（KansasNcbraskaAct）将他的政治生涯卷到奴工问题时，才抓住它做为宣传的一个课题，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公开地攻击它，他的态度是基于被权宜所冲淡的正义，或者再正确一些说，是权宜被正义所冲淡了。

林肯生来就是一个南部的肯塔基人（Kentuckian）。他的双亲都是维吉尼亚人。他的父亲曾在哈丁郡（HartinCounty）做过巡逻奴工工作。林肯家庭是在十九世纪早期从南部各州——尤其是维吉尼亚、肯塔基与田纳西州——搬到民主流域，并居于俄亥俄、印第安纳与伊利诺意州南部的千千万万家庭中的一个。

在林肯家庭背景方面，理查霍夫斯塔特忘了提到林肯婚姻方面的情况。林肯是和蓄奴家庭联姻的，他的太太继承的遗产中，很多都是贩卖奴隶来的黑钱。

林肯两面的发言

理查霍夫斯塔特又说：

林肯在他居于印第安纳与伊利诺意州的儿童时代，是生活在奴工很少或者没有人知道的社会里，这个问题并没有刺激到他。伊利诺意州的一般人，对于黑人的态度，是极度地轻视。当林肯到春田议会时，有许多反自由黑人与逃亡奴工的法律在施行着，当时并无任何解放他们的运动的迹象。林肯于一八二八与一八三一年旅行到新奥尔良时，对于奴工制度的经历，似乎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印象，会使他变更他的行为。他私下是富有慈悲心怀的，但在他的政治生涯与律师业务上，他从不使他自己成为一个不受人欢迎的运动的提倡者。

林肯于伊利诺意议会连任议员时，全国都在讨论奴工问题。加利生（Garrison）开始他的煽动，哥伦比亚废奴的请愿开始涌进国会，各州议员开始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伊州议会将此问题交付给委员会，林肯和他的圣加蒙同事登斯顿（DanStone）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林肯在二十八岁就有机会从双方面研究整个奴工问题。委员会所报告的赞成奴工制度的议决案，立即通过。这个议决案赞扬白人文明对于非洲土人的恩泽，并引用被解放的黑人的不幸，以证明解放的愚蠢，并指责废奴主义者。

林肯投票反对这些议决案，六个星期之后（其所以延迟乃是由于他希望没有一个人会不赞成他心中所最关怀的一件事——即将州首都从范达利亚（Vandalia）迁到春田），他和登斯顿将他们的意见并入一个议决案中，这个议决案列在众院的日报上，不久就被人遗忘了。其内容部分如下：“他们——林肯与登斯顿——认为奴工制度是建立在不公平上，最坏的政策，但是宣布废奴主义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它的害处。”（随后的林肯可能会说，这是说奴工制度是错的，但是提议废止者也是错的，因为它会使奴工制度变得更坏。）他们并且说宪法不许国会废止各州的奴工制度，但是国会可以在哥伦比亚区废止，除非应哥伦比亚区人民的请求，不能行使这个权力。这个声明发出了无条件坚守温和的气息来。但要注意的，是它却朦胧地代表了倾向于同一般意见相左的一种看法。林肯在纪录上不但说出奴工制度是坏政策，而且是不公平的。但他如此做，并没有损失，当时他最重要的计划，是迁州首都至春田。

林肯一边说“奴工制度是错的”，一边又说“提议废止者也是错的”，这又算是哪一种态度呢？

“陷入了难堪的矛盾”

这种态度，其实是林肯一生中一直的立场：

1845年，林肯在进国会前不久，又有机会表示他对奴工制度的意见，这一次是发现在他致函给一位政治上支持他者的审慎供词中，这位支持者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说：

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自由州者为了整个联邦，也许是为了自由本身，所应负的重要责任（这虽然似乎矛盾），让其他的州的奴工制度听其自然。同时在另一方面，我认为那是同样地明了，我们也永不应当有意地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去阻止奴工制度的自然消灭——在它不能在老地方生存时，而为它寻找新地方生存。

终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都持这个立场。

林肯在他成为一个不能再连任的众议员之后，于一八四九年一月，向国会提出一个议决案，命令哥伦比亚区委员会提出一个在该区废奴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凡一八五零年一月以后的奴工母亲们所生的儿童，应当予以自由，并由他们母亲的奴主，扶养到某一个年龄。该区蓄奴者如愿解放他们的奴工，应由联邦国库予以补偿。林肯自己还加上一段，要华盛顿与乔治镇的市政府规定一个积极而有效的方法，将所有逃往该区的奴工扣留，归还他们的奴主（这是在他自己承认他恨见这可怜的家伙被追捕的前六年）。多少年之后，温德尔费利浦斯于回忆这条逃奴规定时，觉得有点不公平，指责林肯为“伊利诺意州来的追捕奴工的猎狗”。这个法案本身虽然未经通过，但却引起关于奴工制度道德性问题的激烈辩论，林肯并未参加。

当林肯在政治上恢复积极时，奴工问题在美国的政坛上成为中心问题。史提芬道格拉斯（StephenDouglas）和他在国会的若干同僚，努力通过肯萨斯尼布拉斯加法，开放了若干新地区——至少在法律上——实行奴工制度，撤销了有三十四年历史的米苏里协议，关于禁止36/30/经纬度以北地区实行奴工制度的规定。这个规定引起北部人反对的怒吼，道格拉斯党分裂了。建立在反对奴工制度的扩展上的共和党，开始在西北部的小城市出现，引起了林肯的雄心与兴趣，因而进行重振他的政治命运。

他的战略简单而有力。他审慎地避开像关税、国内改革、“不知道主义”或者禁酒主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足以疏远重要的选民团体。他在所有演说中，竭力强调他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而只是支持反对奴工的扩张。林肯在一八五四年十月四日他四十五岁的那一天，生平第一次公开指责奴工制度，他在春田的众议院会场上的演说中（宣称他恨目前热心扩张奴工制度者，随后他又在皮奥利亚(Peoria)重申过），他说：“我恨它，因为奴工制度本身的异常不公平。”他还说他对南部的人民并无成见。他同情他们所辩称的“很难圆满地取消这个制度”。他说：“我绝不责备他们不去做我自己所不知道怎么做的事，假使全世界的权力都交给我，我对现存的制度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我的第一个作法，将是解放所有的奴工，送他们到赖比利亚（Liberia）他们自己的家乡去。”他接着说：“但是目前立即建立殖民地，显然是不可能的。奴工可以解放，让他们在我们之间成为被人蔑视的下人，这样会真正地改善他们的现状吗？”

理查霍夫斯塔特研究的结论是，林肯“为了讨好废奴主义者，不断地说奴工是一个罪恶，但是为了所有北部白人的物质利益，他就反对它的再行扩展”。这样子的林肯，当然会“陷入了难堪的矛盾”：

他在1858年7月10日芝加哥的演说中说道：

让我们摒除关于这个人和其他人，这个种族、那个种族以及其他种族较为低劣，所以他们必须居于低劣地位的一切诡辩。让我们摒除所有这些事。让全国结合成为一个民族，最后我们将再度地站立起来，宣称所有人天生是平等的。

他在1858年9月18日查利士顿的演说中说道：

那么我要说我不是，并且也不曾赞成用任何方法，使白种人与黑种人能在社会与政治上平等（掌声）。我不是，也不曾赞成，让黑人做选民或陪审员，也不赞成让他们有资格任公职和与白人通婚。他们既是不能如此生活而他们又仍旧在一起，那么就一定要有高低之分，我同其他人一样地赞成将高位给白种人。

要决定真正的林肯是在芝加哥发言的一个人，还是在查利士顿发言的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可能他是一个在他致演说词时确是忠于他自己的每一句话的人，可能他的内心也是一个自相分裂的。但无论如何，从所有这一切，很容易地可以看出一个职业政客在拉票时的行为。

“他对于黑人从未很关心过”

理查霍夫斯塔特又说：

林肯为了奴工制度与黑人，可能陷入了一个大矛盾之中，但这只是他所附带关怀的，他对于黑人从未很关心过，他通常所最关心的，是自由共和主义的命运与它同一般白种人——他自己就认为是这种人——的福祉的关系。他的一生事业，在这一点上，是有基本一贯性的。他的主要题旨，是奴工制度可能变成全国性的（虽然也许并无事实根据）。奴工制度是对于一般白种人的自由的一种挑战。

什么挑战呢？是奴工制度威胁到白人的自由劳工，从长远看，这对白人是不利的，这种不利，不是道德上的失落、人道上的败北，而根本是经济利益上的划不来。“林肯在根本上是为自由的白人劳工着想，黑人在其次。”在经济利益的长考下，解放黑奴的道德的、人道的意义，也就有限了。在经济利益上，当时正反两种看法，争执甚烈，有的认为奴工制度造成了南方的贫困；可是许多南方的领袖却将这种区域性的落后，归咎于北方的争权夺利。另一方面，北方人认为奴工制度既不利黑人，也不利白人；可是大多数南方人则认为要控制人数庞大的黑人并维持白人的优越，奴工制度是唯一的切实办法。

南北战争打起来后，

战争拖延下去，以一个为了反对奴工势力而打的战争，而不要打倒奴工制度，其困难可想而知。逃奴开始奔向联邦军的阵线来，将领们如何安置他们呢？1861年8月废奴主义者弗利门将军在米苏里被游击战困扰，宣布戒严法，宣告所有美国地方的奴主所拥有的奴工皆为自由人。林肯于告弗利门自动收回他的文告失败之后，立即由他自己撤销了它。他随后并批驳了大卫韩特（DavidHunter）在乔治亚、佛罗里达与南卡洛莱纳州的解放奴工的命令。

所有各地方的反奴工制度者，对于如此进行战争，都为之不耐。他们是在和一个基于奴工力量者作战，因为奴工是联邦在战时唯一的最大人力资源。林肯的政府不但拒绝颁布一道命令使奴工解放他们自己而不为联邦作战，并且还甚至于在联邦军队深入的南部地区，不让黑人有自由。用最美妙的宪法方法去打一个宪法的战争，实在是一件反常的事。

为什么反常呢？因为：

要想当总统，林肯必须有时候说得比他真正所感受的较为急进些。要当一个有效的总统，他必须行动得比他所愿意的较为保守些。现在激进派攻击他越来越激烈了。他们的一位代表在访问了林肯之后，认为他并没有“反奴工制度的本性”。战争延长下去，激进派的情绪更为强烈，林肯无法置国内最全力支持战争者这一派人的要求于不顾。在联邦分裂之前，从未想过要攻击南部的特殊制度的人们，现在准备用最暴烈最残忍的方法毁灭它，认为假使如此做，可以加速战争的终了。他们的理由是：打这个战争而不摧毁奴工制度并附带地毁了南部整个的社会结构，是自相矛盾的。慎思的共和党领袖们指出：

要赢得这个战争而不摧毁拥奴阶级，只会拉回叛乱的人成为联邦的一个完整成员，它们在国会的两院有完整的代表，那么它们同保守的边州和北部州的民主党人将控制国会。共和党人和共和党的原则，将在法律下居于少数地位，这种情形将比以往的更坏，也比战争本身更坏，

于是社会革命是必然的，这是林肯所无法拒绝的。即如哈利威廉（HarryWilliam）所指出的：“要想在保持战争的现状下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林肯以他异常超然的态度综观全局，他在等待着，小查理士弗兰斯亚当姆斯（CharlesFrancisAdamsJr.）报道说，他有一双温静朦陇沉思的眼睛，他是在国家的这个时代中所罕见的一个成功的元首。他静听激进派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代表的抗议与指责，并且很有礼貌地接见了废奴主义者到白宫来的代表们。他像一具精密的气压计，记录着气压的趋向，激进派的压力增加时，他就倾向左，这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他似乎是勉强这样做。激进派以冷酷的满意情绪，观察他的进步，即如温德尔弗菲利普斯所说的：“他们觉得果使林肯能成长，即是因为我们灌溉了他。”但是很重要的，是像参议员查理士桑姆勒那么傲慢而不耐烦的一位废奴主义者，竟对林肯发生了一种深深的敬重与亲切。依某一个报道，有一天林肯对桑姆勒说：“我们要打击他们，只要给我们一些时间……假使人民认为我要用否决权推翻奴工制度，我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票把我送到这儿来。”他对两位著名的一神论教士——威廉艾勒利张宁（WilliamElleryChanning）与蒙邱尔康威（MoncureD．Conway）指出，大众人民只关心军事成功，而对于黑奴并不关心。他还说：“我们需要全国各地方都有反奴的情绪，并且越多越好。你们可以回到家乡，设法使人民接受你们的意见，你可以说出你要说的关于我的任何话，假使即是有用的，不要爱惜我。”

这一切都同他（林肯）深奥的宿命论相符合。他总是相信（他在春田的谈话中时常告诉赫尔顿他的信仰）：“事情是受某种不能争辩不可抵抗的法则的支配，我们的祈祷绝无法阻止它的运行。其结果将为如何，是无可避免的。”这是一个不慌忙不怨尤的人的信念，但这并不是一个政治改革家的思想。有人问过去在伊利诺意州认识林肯敬重林肯的道格拉斯，林肯是否是一个软弱的人，这位“小巨人”回答说：“不是，但是他是一位杰出的被环境包围的人。”

“能拯救联邦而不必解放任何奴工，我愿意这么做”

最后的真相是：

林肯最后于1862年7月，决定实行解放时，是在他的所有政策都失败了之后——克利坦登议决案否决了，边境各州取消了他的补偿解放计划，他的将军们仍在手足无措，他已经失去了许多保守者的支持。他为了把握剩余的支持者，并为了阻止英国对联邦的承认，而必须发出文告。他于答复霍利斯格利雷（HoraceGreeley）要求解放的信中说：“我要拯救联邦……假使我能拯救联邦而不必解放任何奴工，我愿意这么做；假使我能因释放所有奴工而做到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么做。”到了最后，解放所有奴工似乎是必要的了。

很显然地，林肯是以一副不愉快的心情发出了解放的文告。一年之后，他告诉艺术家卡朋特（F．B．Carpenter）说：“事态更恶化了。一直到我觉得我们在我们所进行的计划上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我们已近乎打最后一张牌的时候了。我现在决定采取解放政策。”这一段话含有悲痛的语调：事态已更恶化，结果宣告了奴工的自由。

1863年1月1日的解放文告，是一张冠冕堂皇的道德的“提货单”。它并不含有对于奴工制度的指责，解放只是基于军事的需要。它在措辞上明白地省略了忠诚的奴州。在事实上终于并没有解放任何奴工，因为它用详细列举的方式，在文告中所包括的范围内，将维吉尼亚的所有郡和被联邦军所占领的路易斯安纳的县（政府实际上在这些县内有权解放奴工）都不包括在内。它只是宣告解放所有有叛乱人民的州与各该州的某些部分的奴工——这就等于文告只是对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而言。这个文告，除了它的宣传价值外，并没有在国会上依充公法所做的之外，有丝毫的增加。

施华特（Seward）评论这篇文告说：“我们表示了我们对于奴工制度的同情，解放了我们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奴工，而在我们可以解放他们的地方，反而奴役了他们。”伦敦观察报（Spectator）嘲弄说：“其原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应当拥有别人，而是说除非是忠于美国，他就不能拥有别人。”

但是文告就是如此。因为1862年的美国联邦主义者的一般情绪就是如此。假使当时的政治战略需要一个像独立宣言那种气度的伟大人道主义的文告，林肯会顺应时势而挺起身来。也许对他最有理由的控告，只能说是在这件事上，他是一个舆论的随从者而不是领导者。也许在林肯心中存有关于老肯塔基的贫苦白人的一些事，这些贫苦白人对奴工的关怀，比较接近林肯对于被虐待的奴工的感受，而不与林肯对于北部一般白人的感受相近似。但是他的反奴工制度的情绪是足以怀疑的，只是深度的问题而不是诚意的问题。他的保守主义，一部分乃是由于他对历史变革的速度有健全的看法。他知道骤然而无准备地正式解放黑奴，并不是真正的解放。他在这方面所了解的奴工制度的问题，要比大部分的激进派人所了解的好些，就像他们对于战争的革命力量要比他较为了解一样。

解放文告尽管有它的限制，但是这篇文告可能会使真正的解放终于不可避免。由于宪法的第十三条修正案，事实上只有五个州的奴工被解放了。林肯对于这个修正案的通过的努力，是极为重要的。他用了他所有的影响力，在众院争取通过这个修正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终于以多出三票通过了。如没有他的力量，这个修正案可能会长期拖延，还可能无限期地搁置。他这种可以被人怀念为解放者的功劳，也许比文告本身较能公平地归功于他对第十三条修正案的幕后活动，不过其具有心理价值者，还是这篇文告，而且它是在修正案之前宣布的，林肯已经成为自由的个人象征。他认为他是被征召来保存奴工制度的，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解放者，即如他所说的：“我认为我不是控制了事情，而只是坦白地承认事情控制了我。”（以上引理查霍夫斯塔特的话，是根据王世宪的《美国政治传统与其塑造者》）

结论

由于上面这些论证，我们不难看到：柏杨所说的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说“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等等，就全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胡说了。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就开宗明义说：“我没有意思，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国内现有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利那样做，而我也没有打算要那样做。”正相反的，林肯的解放文告，是南北战争后十八个月才出现的。摩理斯（RichardB．Morris）在《美国历史文献》（BasicDocumentsinAmericanHistory）中说，这文告事实上并没比国会业已制定有关这一问题的法律更进一步，只是增进了英国各工人阶层中偏袒美国北部的情绪而已。千古历史真相，原来如此！

1984年7月4日

恩仇心理学

——回邓维桢的信

维桢：

7月26日信收到。这一阵子为卖房子等事，忙上加忙，一直没能好好写作。我想到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

昨天写《好人切腹记》，写宗荣禄的故事。我细读他的回忆录，发现有一专章是他谈怎样帮助颜锦福的。特影印给你，请转锦福一阅，并请他表示一点书面意见。

宗荣禄引证“伴龙无恩”、“恩多不报”的话，最令人感慨。唐朝李肇《国史补》有一故事，说李勉做开封尉的时候，审案子：

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仆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马而逸。比夜半，行百余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兽，何敢夜行？”勉因话言。言未毕，粱上有人瞥下，曰：“我几误杀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李勉后来做到唐德宗时的宰相。这个故事经明人编为《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收入《醒世恒言》，又采入《今古奇观》）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可以成为变态心理学的题材。甲有大恩于乙，大到乙无法报，干脆就忘恩负义了事、“不如杀之”了事，杀了反倒来个痛快。你们学心理学的，可愿承认人间有这种“忘恩负义批人杀人症”吗？

这种症状，我看是变态心理学中恐惧症的一种，只不过恐惧的对象不是幽闭、不是高、不是群众、不是动物、不是黑暗，……而是“恩人”“义人”。恐惧的结果，最后只有出之以毁灭，才能罢休。（恐惧症的特色是对象固定，所以毁灭起来，标的也极为明确。）中国俗活说“恩将仇报”，这一俗话，过去忽略了它在变态心理学上的意义，如今从这一意义上观察，发现我们未能深入探索它，它实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研究。

也许，只有把他们看成精神病人，我们才能哑然失笑。

敖之1985年8月9日下午

可耻的柏杨症候群

1987年新版《兰敦字典》（TheRandomHous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SecondEdition-Unabridged）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syndrome）一词下，有这样简明的释义：“anemotionalattachmenttoacaptorformedbyahostageasaresultofcontinuousstress,dependence,andaneedtocooperateforsurvival.{afteranincidentinStockholmin1973,duringwhichabankemployeebecameromanticallyattachedtoarobberwhoheldherhostage}”。这一精神病学（Psychiatry）中的较新词汇，源自一九七三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女职员被强盗裹胁事件。这位女职员，在连续不断的紧张无助与顺从求生下，竟转而依恋迫害她的强盗起来。这一症状，学者无以名之，乃名之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当然，犯这种症候群的人，只是极少数，我们在福勒斯（JohoFowles）的小说《捕蝶人》（TheCollector）里，看到少女被迷恋者所拘禁，但是并未发生这类症候群。另一方面，1974年发生的美国赫斯特报系第三代蓓蒂赫斯特（PattyHearst）被绑票案，则是一个例外。这位千金小姐被绑票后，被左派激进团体“共生军”加以年余洗脑，最后卿本佳人、欣然从贼，和绑票她的人，一齐干起抢劫银行与爆破行动。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剧变，自然不是一般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所能涵盖了。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心理学上“拘禁反应”研究的一个怪例。对“拘禁反应”的研究，早在十九世纪的1853年就开始了，但在二十世纪以后，从苏联奴工营到德国集中营，乃至韩战、越战的战俘营里，心理学家找到了不少实例。发现在“拘禁反应”中、在外来的高度压力下，有人的人格发生改变，把他们痛恨的对象，予以谄媚；把拘禁他们的对象，予以膜拜。这种近乎认贼作父的摇尾乞怜，岂非咄咄怪事！但是，经过心理学家的解释以后，人们也慢慢了解人间毕竟有这票人，他们在身不由己的处境下，甘愿委身事人。见得多了，倒也不是什么怪事了。

是怪事的，反倒是另一种人。这种人不是银行女职员，不是小说中少女，不是奴工营、集中营、战俘营中的受难者。这种人在读书明理的层次上，接说比较高；以大道理说教的表现上，按说也比较“按牌理出牌”。可是，这种人却很邪门儿，这种人在被拘禁时，何种程度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倒还好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出狱以后、获得自由以后，却马屁成性，回头对小自禁子牢头、大至皇家父子——这些当年抓他们、关他们、迫害他们的人——谄媚不绝。这种贱骨头，瑞典人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尚不能望其项背，只好说它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症候群”吧？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目“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

柏杨以外，政治犯陈映真、王拓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也属失态之尤，同是“柏杨症侯群”的患者。他们当年都是蒋经国命令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不敢鞭尸，至少可以保持缄默、不说肉麻话吧？难道少说几句就不行吗？可是，他们却说了又说，真可耻啊！

1989年5月30日

柏杨事件之追忆屠申虹

好像是在民国六十八年的3、4月之间：

梁上元寄给我一本《柏杨和我》专集，而且还附了一张简单的便条，写着：

申虹先生：

寄上《柏杨与我》一册，是朋友们为了祝贺柏杨先生六十岁生日而编印的，先生亦是柏杨先生的朋友，让我们一齐为他祝福。祝

好

梁上元

书是由星光出版社发行的，梁上元编著，彩色精印的封面，有史紫忱先生《柏杨与我》的题字，扉页上的一行字，写的是：

谨将本书献给

柏杨先生做为他六十岁生日的贺礼。

这是一本厚达四百多页的祝寿文集，发表作品的有孙观汉、梁上元、黎剑虹、罗祖光、虞和芳、史紫忱、吴觉真、筑音、张香华、姚安莉等近二十多位，其中有我熟识的，亦有我完全不认识的。封面设计，是黄土规先生的一幅海岸浪涛的摄影，惊涛拍岸的那一瞬间，相当有冲击力。

收到了这本书，我的心情一下子好像遭到了浪涛的冲击，突然泛起了乱七八糟的各种无法形容的滋味，最让人欣慰的，是可以明确地肯定，柏杨先生已经真正的脱难了，假如他不是真正的脱难，绝不可能会得到这么多“朋友”的礼赞和祝福，而最重要的，柏杨先生又再度的恢复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否则，亦绝不可能在他六十大寿的时候，会有如此“祝寿文献”的出版。

时间，真是一个奇妙的魔术师，他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不亢不激地抚平很多本来不易疗治的伤痕，在民国五十七年的三月间，柏杨先生以“匪嫌”的罪名被捕，在绿岛服刑九年。十年以后，柏杨先生又回到了台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但迅速地恢复了写作，又奇迹式的结了婚，而更大的奇迹，是他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居然有那么多“朋友”，为他集文祝寿。

看完了全集，在感动之中，好像也有了一些迷迷惘惘的欠缺感，但是到底欠缺些什么，一时亦说不上来；我礼貌性地回了一封信给梁上元，谢谢她寄给了我这本文集，让我知道了柏杨先生祝寿的消息，梁上元没有再回信，我也没有再和她联络。

事隔五年，今年二月初，李敖打电话给我，说是有几篇文章，要先给我看一下，而且要我提供一些意见。李敖是学历史的，他在这一方面有过专业的训练，资料的收集引用的文章，居然会需要让我看一下，想必与我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当然迫不及待地一口答应，急欲先睹为快。李敖的三篇文章，长达数万字，分别是：

义助柏杨的外一章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这三篇文章，一下子把我的回忆又拉回到了民国五十七年间的那一段真正惊涛骇浪的日子里，我翻出了已经尘封了的一些资料，又在书架上拿下了《柏杨与我》，重新翻阅了一遍，终于，我找到了五年前所没有找到的答案了——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文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连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傈，哀告无门的眼泪。……

李敖在《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中说：

“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柏杨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的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柏杨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第二天（3月1日）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27个小时。”

“大力水手”事件，是柏杨事件的导火线，据后来艾玫详细告诉我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

艾玫嫁给了柏杨以后，由于柏杨先生在自立晚报所写的《倚梦闲话》受到读者重视，不但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好，柏杨先生的文名也使得艾玫得到了很多帮助，她除了在中国广播公司有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以外，又得到了楚崧秋的赏识，得到了中华日报主编的职位。

楚崧秋当时是中华日报社长，也是中国文化学院大众传播系的兼主任，艾玫在文化学院夜间部念书，楚崧秋对这位年轻秀丽的女才子，特别赏识，于是，请她当了中华日报的妇女版主编。

在柏杨先生的三任夫人中，艾玫是最漂亮的，《柏杨与我》文集中，有一位叫做齐以正的“朋友”，曾说柏杨的现任“太太”是一位“更漂亮的”张香华，……这完全是一种捧场话，事实上，三位夫人，我都见过，第一位夫人，是国语大师齐铁恨先生的女儿，北方人，长的风骨峻陵，不苟言笑，令人望之俨然。最近的这位张夫人，我只见过一次，是一位中年妇人，颇有福态，但是绝不能以“漂亮”或甚至“更漂亮”来形容。第二任艾玫，才真的算得上漂亮，楚崧秋目前是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高寿大概亦已在七十上下，我知道他目前最大的嗜好，亦就是经常约一些漂亮的小姐吃饭，假如当年的艾玫不是真的很漂亮，即使是他的学生，亦不一定会真正的得到他的赏识，由此可以佐证，齐以正先生对张香华和艾玫的那种比较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式的。

“大力水手”中有一篇几天登完的连载漫画，内容是说大力水手和他的孩子流浪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忽然异想天开的，说是要成立一个政府，而且大力水手说自己是当然的领导人，但是他的儿子却不服气，竟表示要和大力水手竞选总统。

就是由于这几篇漫画在中华日报妇女版刊出以后，艾玫就被调查局约谈了，当时的情况，之所以会发展到后来的那种不幸，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因素：

一、漫画的文字，是柏杨先生自己翻译的，而且为了想增加一些趣味，翻译文字和原文在内容上完全不同，于是怀疑到可能是柏杨有意对元首做讽刺性的诬蔑。

二、柏杨先生在过去所写的杂文中，对治安人员（尤其是警察），文坛上的很多“大亨”，经常有不礼貌的文字，于是，有很多人就趁此大做文章，更肯定了他“侮辱元首”的动机。

三、柏杨先生在东北沦陷期间，为了逃难，曾经糊里糊涂地参加过共匪的外围组织，到台湾后没有向政府自白，于是，更肯定了他这一次翻译大力水手，撰写侮辱元首的文字，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四、刊出这些漫画的时间，是在民国五十六年的十月份，在新闻政策上，十月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月份，从共匪10月1日的“伪庆”，10月10日的双十国庆，10月25日的光复节，一直到10月31的蒋公华诞，这一连串的特殊日子，使得新闻单位都有一份战战兢兢，唯恐动辄得咎，而中华日报，却偏偏会在这种日子出毛病，更被认为是一种恶毒的阴谋。

以上这几种因素加到了一起，于是，事情到了后来，中华日报的漫画事件，反而在案情中略过不提，而把箭头完全转向到了柏杨先生参加共匪外围组织的附匪经过了。

在柏杨先生被约谈的当天，正是旧历新年过后不久，我正想到他家去叙叙，接到了艾玫气急败坏的电话，电话中什么话都未说，只是要我赶快去一次。

赶到柏杨家，感觉到气氛十分异常，我还没有开口，艾玫已经号啕大哭，陪在旁边的小女儿佳佳，和陈丽真都哭成了一团，大家哭了一阵子，才开始商讨正事；艾玫拿出了一份柏杨先生所留下来的条子，那是一份近乎遗嘱式的东西。内容是：

宝：几件事交代，分述于下：

一、在福元再版书道貌二千本、神魂二千本、死不二千本、蛇腰二千本、牵肠二千本。

二、请介淳清查纸型，缺者均在福元。

三、上五书除纸（一部分）外，尚未付款，俟出版后，每种送星光八零零，余一、二零零存，星光应付八零零本现款，支票，即付福元，不足之数，开自己支票。

四、查看星光账单结存栏，有存五零零本者，有存八零零本，如果结束，应退书（□书退款），如有书查禁，则查禁没收书单抵退书，没收一本抵一本。

五、林紫耀先生甚爽快，当我难时，谅不致为难。

六、已送星光而未结账部分，载小本中，全未付，请林先生念我苦，一次付给好加头寸。

七、平原出版社发行人可改你（立刻备文呈备市政府），你如不便，可商请丽真、郑仪或崔大哥。

八、报馆请祖光商请吴三连先生，可否留职停薪，万一短期内可以昭雪，有吃饭之处，以吴先生长者，当获允，如不获允，必有困难，不可怨尤。

九、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昔总统在奉化，借钱还要担保，你我岂可幸免，不必在意。

一十、除银行支票外，我不欠人。

一一、小黄先生为一热心青年，印刷当可依往例，如不可，请问建文，如建文不可，则请体康代找。

一二、□□□□□□□□□□□□□□薪水。

一三、汽车可卖掉（可托原介纪先生），此款付分期，它太招人忌，此次亦为此吃亏，卖掉以示我们彻底毁灭，或可博得怜悯。

一四、毕业后，可携佳佳赴美，如不能出境，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不必记挂我。

一五、如传出我与事实不符的口供，则是受到苦刑。万勿相信我会自诬。

一六、家务事找体康，外务找祖光、李敖。

一七、出国后，如有合适对象，即可与我离婚（图章在你处），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佳佳长大，告以父亲文字狱之苦，终身不可走写作之路，如我昭雪，她可回来依我。

一八、到美可访孙观汉先生（带点土产给劳娜及世钟），可一叙我受的栽赃及迫害，但仍请他千万继续为国人写文章（直接寄祖光、紫忱，如他们被捕，则寄寒爵，如寒爵被捕，则寄屠申虹，如屠被捕，则寄吴三连先生，如吴先生也被捕，或不至于），继续唤醒国人灵性，在文化本质及气质上改革。（代我致含泪感激。）

一九、你的方形图章是办过印鉴登记的，房子可卖掉，用做路费（必用此图章方可，万勿遗失），房还有四万余元未付，查看铁盒中账单。

二十、唐棣表情冷淡，似不愿再多事，必有他的困难，不可再找他。

二一、为我之事，不可找任何人求救，这是有计划的泄恨诬陷，志在斗臭，无人能为力，亦无人有此担当，找人徒惹人笑。切记。

二二、郝维端已陷窘境，不必找他，增加他困难，亦不可托他办事，使他进退维谷。

二三、黎世芬是假基督徒，可能免你职，不必伤心，白天可去出版社，出国前可给林紫耀先生说出版社卖给他（如书受查禁，他可能不要），请左焕文李敖介绍。

二四、告佳佳勿哭（她哭我在狱中会心惊），爸爸已先去美国等她。（如到美，可云我已回国。）

二五、你也不要哭（放宽心，想一想，柏杨先生的下场是文字狱与岳飞媲美，青史留名，也应一笑），更不可到处哭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二六、保险单、房契、汽车文件、你的证件、我的证件（出国时可交体康保管），分夹两书夹中，均已集中一处。

二七、新加坡、马来亚、香港、菲律宾，均有欠款，可看书夹账单，写信告以我病故，请全部结账。

二八、有读者来信，可代复，告以柏杨先生病故，可免其再来信。（邮局信箱钥匙在汽车驾驶台烟灰罐中，图章亦在，每隔两天，取信一次。）

二九、刻仍在建文印书为：

环球之旅（三千册，□寄黄县长。□□□□□□□□问祖光。）

妇人之见（三千册二、零零零，交林先生，付一、五零零册钱，存五零零册，另付丹扉稿费二千元，书二十本，地址查通讯簿）。

另薇薇夫人有二书稿，在右中抽屉中，即可付排，作为方块文章九、十集。（稿费每册二、零零零元，请林先生先付我们，书二十本。）

三十、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出国事不妨先求见，免申请受阻，再叮咛。

三一、如林先生不肯买出版社，则出国后，可拜托体康、祖光经营，仍请介淳帮忙。（请三位吃饭，再请小黄参加，共同协议。）

三二、录音带好好保存，出国时存体康处，我万一昭雪还因音忆容（多录下佳佳讲话），如我不能出，则请体康寄你。书则赠李敖。

三三、出国时，留点钱给体康，给我送小菜，我不会□□□□他们迫害，但必要，人生总有死。

三四、想办法见城垣二儿，出国钱若可多出，付给他们，代我吻他们，致我日夜悬心的爱（他们不必探监）。

三五、他们立志斗臭我十年夫妻，当可知这臭内容。

三六、寒雾还是纯洁天真小女孩，且爸爸身体不好，如有询问，不可告知内情，免使她对国家及人性失望。

三七、可请妈妈来伴，但不可打电报，免老人家受惊。

三八、努力补习英文，用钱宜省，少做衣服。

三九、楚社长已被他们有计划卷入漩涡，不可找他，徒增他困难。

四十、出国时家具可赠体康。

四一、如银行头寸不能周转，只有退票，我们别无收入，□□□□以后应还，一文不可少。

四二、这若干条，千万不可示人，如被他们知道，灾祸可□□□□□受若，迫害更紧，念我经验□□□□妥存，□□□时参考之用。

四三、本要交代若干业务，免得你临时手足无措，不免又写若干感情之事，类似遗嘱，幸勿为此而悲，心情不宁，不能细嘱，体念我心。

永远爱你的衣洞五十七年3月2日，深夜二时

一、记住，坚强起来。

二、方块文章丛书可以续出，十辑、十一辑（不必限定十辑二十辑），寒爵丹扉屠申虹，均有稿可供应（空白合约在大信封中），但注意内容，勿再兴文字狱。

四日夜又写

宝：仍有未了之事，趁你上班，佳佳在玩，再分别叮咛。

一、汽车每星期要检查一次电瓶，每一千公里要换一次机油（请介淳协助），有问题开车到厂，请其派陈赞生先生修，你在旁用心看，技不压身，勿以为苦。

二、如用苦刑，我必诬服，诬服之后，不易昭雪，屏东之事，我右膝被刑警打残，曾希望日后昭雪，结果只成为供人笑料，此次当必亦然也，屏东事我已有小说，此次事我也告孙先生，希不致泯灭真相，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在我被捕前，则不应告知，免人心浮动。

三、宋膺于二日演李尔王剧场中，即宣布柏杨已被捕（告文化学院□师及□生）（一问紫忱可知）数日，其消息必得自中央党部四组，可窥知迫害的渊源，罗时暘未免太狠，勿忘此。

四、如生活困难，可试向何关根先生求援，可告以柏杨病故，临终相托（何先生在港，勿以内容见告，免他困难。）

《自立晚报》小事，可找张邦杰。□□□□□□□□□□，请他转期。

照相本妥存，出国时带走，给我留若干张即可。

五、结婚十周年纪念文册，无论你已走与否，均交申虹（如申虹被捕，则托紫忱），整理刊出，上篇为你我之文，下篇为朋友之文，加照片：1.结婚照、2.佳佳初生照、3.舅舅抱照、4.你学士照、5.福隆照、6.大贝湖照。

六、你上午痛哭，使我心碎，文字狱虽出意外，人情冷暖则在意中，必经此你才可以成熟。

七、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但因有志之士提供资料全是斗臭，故无法细察，不过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不可畏而不行。

八、到美可投奔你大哥（大姐二姐处恐有问题），因大嫂敦厚，谋一差事，（乞孙先生援手，孙先生是一公务员，不可借钱。）能读书更好，此事孙先生必可成全。

九、我如昭雪，当会给你连系，不必给我来信，我在狱中。（来信□□□□）

一十、黎世芬（我如文字狱死），他必迫你辞职，可找一教员（反正只几个月就毕业），否则坐吃山空。

一一、只加强补习英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出国事，在我们只是避难、避势利眼、避你触目伤情，但他们不能诬你逃、诬你包祸心。

一二、对凡来安慰你的人，不可表悲表愤，切记。

一三、圣母你要带走，教佳佳早晚祈祷。

衣再嘱再嘱五十七年2月4日

这封信，是柏杨写完后，请李敖代为影印的，在民国五十七八年间，影印机还是一种奢侈品，李敖家所有的那一种，是相当古老的机种，要先把原稿变成反白的底稿，然后再加药水，才能印成一份份的文件，这种影印机所印出来的东西，有两大特色，第一、是字迹模糊。第二、是年久会掉色。在文中的□，就是由于年久掉色，看不清楚原文，只好以□□来代表。这是三月五日的事。

由于柏杨第一次被约谈二十七小时以后，还曾经被放回来过，因此，我们对这一次的约谈，还并没有完全绝望，我看完了柏老留下来的“交代事项”以后，一方面约李敖，一方面和艾玫决定了几个应变性的措施：

一、尽量设法为柏老保全饭碗，柏杨先生当时的工作，除了是自己设立的“平原出版社”负责人以外，还有两个可以拿薪水的职务，第一个是自立晚报副总编辑兼副刊主编，第二个是国立艺专广播电视科的教授，讲授“文学概论”。

应变的方式，是和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商量，保留柏老的职务，工作则由我暂代，直待柏老放回来为止。国立艺专的课亦由我暂代，所幸文学概论，只有两个学分，又是夜间部，和我白天的工作比较不冲突，由于柏老被约谈的事，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在国立艺专方面，只是以柏杨先生有事，请我代他讲课的理由，暂时解除了工作上的问题。

二、由于当时平原出版社出版和再版的业务相当频繁，因此以柏杨先生和艾玫女士私人名义开在外面的支票相当多，在平时，柏杨就经常的找人调头寸，这一下子出了问题，一时调度不灵，则很可能马上会遭到支票退票的麻烦，于是，马上要冷静下来，先彻底了解柏杨先生的支票状况，以便做应变措施。

三、马上设法延聘刑事律师，以及研究可以伸以援手的有力人士，去恳求救援。

李敖对柏杨先生留下来的信，做了一次研判以后，对艾玫做了一个具体的建议：

我细看柏老留下的信，以先处理平原事为第一优先，此事可全权托申虹代办，柏老二至四号信中第一、二、三、四、五、六、一一、一二、二七、二九及四号附写之一一为出版社事，其中一、二、一一与印刷厂有关，除一二、二七外，都可考虑与林紫耀速做决定。第七平原改发行人事，先不必急。第二三、三一出售平原事，也不必急（主要是先把书“救”出，空头招牌不重要）。未出书除非已付排者，暂勿再发新稿。

李敖1968年3月7日

在这一段时期，李敖和我就只好抛下了本身的工作，在柏老家办事，又因为柏老被捕了以后，家中只留下艾玫和佳佳，艾玫觉得害怕，一方面写信到新竹，请他正在交通大学念书的弟弟，在放春假的时候，赶到台北来陪她，在她弟弟还没到以前，我就在柏老的书房打地铺，全天候为她们壮胆。

柏杨家的人口相当简单，只有柏杨艾玫夫妇二人，以及他们的小女儿佳佳（郭本明）。白天由于出版社业务，有三个工作人员在柏杨的书房中工作，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小姐，做一些文书性的工作，名叫周华，在柏杨事件后不久就离开了。大概过了三四年，有一次我在台北的世界酒店吃饭，突然有一位珠光宝气的小姐叫我，仔细想了很久，才认出是她，当时她已经转业了，在世界酒店的舞蹈团工作，穿了花花绿绿的羽毛，随着七八位和她一样打扮的小姐，跳一些动作简单的团体舞蹈。这是一个很有感性的女孩，在那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相逢里，我们谈到了受难中的柏杨，她竟在大庭广众前马上哭了起来。后来，世界酒店快结束了，她曾找我，要我为她介绍工作，只是当时我有点自身难保，没有能够帮上忙，后来就失去联络了。

有两位男性的小弟，是负责包装、送书、杂务等工作，第一位是李介淳，相当勤快，留了下来，还有一位，正好要服兵役，就离开了。

从3月5日，一直到三月底，在这二十多个日子里，实在可以用“度日如年”的字眼来形容它的困境。

这一段日子中，我有比较详尽的日记：

3月6日

昨夜与艾玫、李敖、陈丽真长谈，直到深夜二时许，李敖比我冷静，还能定下心来，规划了一些应变的方法，艾玫和丽真只会哭，连带我也有点六神无主；李敖于深夜二时多回去，体康和丽真也走，艾玫胆怯，要我在柏杨师书房中打地铺，今天六时许，被电话惊醒，是新竹长途电话，艾玫家人打来。

要□□为我向正声公司请病假一周，可以料理柏老的事。

一连两张支票到期，福元印刷厂老板颇有侠气，答应稍贴利息，再延期一个月，但纸厂的票款无法延期，只好找李敖设法，调一万二千元。

晚代柏杨师赴艺专授课，助教姓区，是一位相当热诚的年轻人，似乎还不知道柏老的事，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两小时的课，我留十分钟要学生提问题，但大部分问题肤浅而幼稚。

与淑珍谈及柏老事，他要我自己小心点，晚仍住柏老书房，与师母、丽真谈得甚晚，苦无结论。

3月7日

上午与星光书报社林老板谈平原书款，林为人爽快，且有豪气，他最担心是柏老之书会被查禁。因此，劝我对未加印之书，暂时不要再印，设法先清旧书。

去自立晚报代理编务，觉得气氛甚为凝重，祖光告，过去就一直有人想坐副刊主编的位置，但是一直未能赶走柏老。因此，有很多人趁此机会，都在吴三连处动手脚，联合报杨蔚甚至毛遂自荐以不拿薪水的要求，要谋此位。我发了三天稿后，即离开报社赴建文看校稿。

下午陪艾玫去拜谒监察委员袁晴晖，原以为可以得到一些助力，谁知此位柏台大人连个肯定的答复都不敢说，真是老朽，中国百姓居然养了一些这种民意代表来尸位素餐，真是气数。

在车上，艾玫大哭。

人在彷徨无助之时，难免沦于求神问鬼，艾玫说柏老在第一次被约谈放回后，曾去青田街找一位吴姓卜者卜卦，相当灵验。于是陪艾玫再去青田街求卜。

这位吴先生，一脸横肉，口角有槟榔渍，语气轻薄，模棱两可，卦室中挂观音大士像一幅，观其陈设，察其言行，乃一神棍耳，但艾玫似乎对其相当信服，亦只能强忍不耐，听其胡云，继而想到，假如艾玫能在其花言巧语安抚下，稍为舒解心情，倒亦不失为好事，卜金五十元。（按：这位姓吴的先生，在民国六十年左右，因为诈欺侵占了一位问卜者的房地，被判了几年徒刑，当时在报上看到了这段消息后，不禁哑然失笑，人在危难时，连像柏杨、艾玫这种高级知识分子，都会去求神问卦，又何况一般的愚民……）

李敖来，谈到柏老至今尚无消息，恐怕有大问题，要及早做更长远之准备。

李敖告，已去函向国际人权协会求助。

已三四天未换内衣裤，回家洗澡换衣服，淑珍告正声公司留话，要我马上去，因已下班，决定明天上午去。

晚与史伯伯（紫忱）刘心皇会面，史伯伯所能告知的，都是一些马路新闻，刘心皇则一副幸灾乐祸的口吻，柏老交了一批这种朋友，可叹、可悲。

与艾玫商量，写信给孙观汉。

3月8日

果然，我不避嫌地为柏杨师料理后事，遭到了有关单位的不满，今天去正声，李廉师沉重地告诉我，他受到了压力，要我离开正声，我当时就答应马上写辞呈。

李廉师对我甚为关切，并告以柏杨师在调查局已招认为匪谍，可能会判死刑，调查局正在扩大侦查中，很多人避之尚恐不及，我不应该留在柏老家中主持善后，恐有麻烦上身，有关单位之逼我离开正声，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

我说，我九岁随家人到台湾，要是说连我这种人也有匪谍之嫌，那么……台湾恐怕就没几个人是清白的了。

中午，李廉师，沈功善兄等于我午餐，除辞呈外，并写一信呈李廉师。

晚，李敖来，谈及一些调查局透露出来的内幕，艾玫又是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

忽然记得亚里士多德在悲剧论中所说的：“死亡的本身，并不是悲剧，构成悲剧的因素，是在坟前哀哀痛哭的寡妇孤儿！”在学校时代并未充分体会，想不到今天却真正的领会了一代大师的精辟定义。

在痛苦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佳佳居然对李敖发脾气，大哭大叫要李敖滚出去。

柏老和艾玫一共只有一个女儿，但是过分溺爱之下，实在变得骄妄得不像话，对人毫无礼貌，他催了李敖讲故事，李敖说：大人正在谈正事，要她别闹，想不到佳佳马上就大哭大吵，一个才七八岁大的孩子，在骂人的时候，晚上居然会现出一种狰狞的神色，实在让人不解。

李敖修养相当好，没有任何反应，艾玫骂佳佳，李敖示意要我随他出去走走，我们走出巷口，李敖告诉我，照他的看法，这次柏老的处境极为凶险，而艾玫则大概可以安然无事，但在生活和经济上则必然会受到打击，为今之计，一方面要尽人事营救柏老，包括请律师写信等，最重要的，是要先摆平柏老的债务及支票，还要设法为艾玫母女筹到生活费用。

与李敖在巷口立谈到深夜一时许……

艾玫告，中广已有意要她辞职，明天中广副总经理将来看她。柏老信中说，黎世芬是个假基督徒，果不其然。

（按：黎世芬在民国五十七年间，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我在那个时候，并不认识其人，因为他完全以一副虔诚教徒的样子出现，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具有爱心的教徒，但是在柏老有难的时候，马上会对一个孤苦无助的女人下毒手，则这种所谓基督徒的嘴脸，亦就原形毕露了。后来，这位教徒先生又当了中国电视公司总经理，在其任内，真是做到事必躬亲的地步，连哪一部连续剧需要唱一个主题曲，主题曲中的每一个字，都要由他亲自核定，我那时正为民族晚报写“包正专栏”，曾写了几篇文章，说他是现代诸葛亮，引用司马懿的话“食少事繁，事必躬亲”劝他珍重玉体，他以为我心存讽刺，曾下条子给他的手下，要查查“包正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后来好像也成了个不了了之的局面。而事实上，我倒也想看看，要是一旦查到包正先生就是我屠申虹阁下，他又能把我如何发落？李叶先生对这位先生有过一句评语：“黎世芬明明一天特务都没干过，却偏偏故意要做出一副特务相！”黎君自从在中国电视公司任上下台，又回到中广去当总经理，一直到退休为止。让人觉得忍俊不住的是，这位假基督徒在退休以后，跑到美国去真的当了牧师，而且还跑回台湾来布过道，由此，我对基督教亦就失去了信心，现在我准备改信喇嘛教了。）

（又按：佳佳也已经长大了，在柏杨师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见面，已经是个十九、二十的大小姐了，个性变得沉静而内向，这十年的生活上的磨练，很容易让一个骄纵的孩子，变得真正的成熟了。）

3月9日

昨晚，数度惊醒，无法成眠，突然想到自己可能会因为柏杨师的事件，而受到牵连，需要先做一比较妥善的交代，含泪写信给淑珍，仿佛交代后事，一面写，一面想到在中学时代读到的林觉民写给其妻的遗书，其当时的心情，不晓得是否和我一样。

上午去自立晚报，发了三天稿，祖光告，柏老的工作已经被撤掉了，社方已请了另一位姓祝的先生接替，至此，柏老已经正式的给自立晚报扫地出门了。

正声公司是情报局的关系企业，有关单位逼我离开，正声公司不得不听命从事是很自然地，但是自立晚报是所谓无党无派的民营报纸，为什么又要屈从压力，这真是让人不解的事。

整天在艾玫的眼泪中过日子，梁上元来，女人在一起，又是泪眼相对。

中广公司副总经理潘鹤夫妇来，潘太太是我正声公司同事，又是我老师翟君武先生的女儿，但在此情此景中见面，连寒暄的心情都没有了。

潘鹤代表中广送来了艾玫的薪水和遣散费，又额外送了一万元，也算差强人意了。

（按：我在民国五十七年写的“遗书”，当时给我太太撕掉了，所以自以为已经尸骨无存，内容也不复记忆，却不料当时李敖却为我影印了一份，而且一直为我保留了下来，2月13日李敖给我的信上写：

申虹老弟老友早安：

今早两点半起床，校完《柏杨忘恩负义了吗？》《义助柏杨的外一章》《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三篇，你说你要先睹为快，并说要写读后感，特以三篇影本附上，即请读后感之，以存信史。……

柏老被捕后，你预防被捕，也留下“身后事”四纸，有影本给我。我被捕后，劫余三页，今附上。因年久漫漶，内容除你自己外，别人已无法全识，请予重誊复原，送我一份。这一“屠式遗嘱”，足见你对柏老义尽仁至，应覆巢之变，存赴难之心，令人感佩，惜忘恩负义者不知也。我能为你保存这一文件，达十五年之久，阁下当请烤羊腿一次，自不待言。只是不知所请者，是公羊，抑是母羊？前几年一中学考题，问苏武牧羊，所牧是公羊抑母羊，真是无聊奇题一个。苏武北海归来，“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不知苏武有否大骂与其共过患难之前妻也。正史无考，望老弟老友有以度之。

重新看到十五年前，自己所写的几近遗嘱式的文字，内心的激动当然不在话下，我自诩自己是个铁打的男子汉，除了因为家中的一条小狗生病，急得流泪以外，从未为任何泛情式的情节掉过眼泪，但是抚摸着十五年前的这几张字条，却实在禁不住眼泪濛濛。

在这信文件中，我写着：

淑珍：为了不得已的理由，我留下了这份文件，托□□转给你，希望你冷静地看完，能够照我的建议处理一切：

一、不论是什么理由，假如我被捕，必然是文字狱，即使宣布的罪名是强奸杀人盗劫……都是欲加之罪。

二、等卿儿长大，告以爸爸以文字狱遭害，长大后，千万别走卖文之途，切记。

三、我被捕后，家中生活，势将限于困窘，可将房子、电器等物变卖，暂时维持生活，如久无音讯，则我必有不测，可申请与我办理离婚，卿儿则送姑父处抚养（离婚理由为配偶受到徒刑宣告，可不必得我同意）。

四、如欲探听我被捕后之消息，可向李廉师（正声公司总经理）或史伯伯史紫忱处打听，他们可能会有我的消息。但是千万别托人关说或请托，以免惹人白眼，添人麻烦。

五、如侥幸得遇公正评判，得昭冤屈，或出狱后，则我当在联合报第一版，连登数日启事，可联络则联络，不方便联络，则希望亦能以登广告方式暗示之……

后面好像还有几条，因为李敖并没有为我保存得太完整，所以我也没法记清楚了。

一个人，没有受过类似的经历，是绝对没有办法体会到终日在恐惧威胁下生活的心情的，在那一段时期中，我和艾玫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被逮捕”的准备，而在过分紧张的气氛下，反而把失去了工作，将如何生活下去的烦恼都忽略了。

翻开《柏杨与我》的祝寿文集中，有柏老新夫人张香华女士的一首诗《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有一个岛屿

有一首歌

有一个我爱的人

过去，他曾经出现在我的梦中

那时，我在海上挣扎

救生艇的木浆折断了

我随处漂泊

找不到岛屿

听不见歌

遇不着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没有美丽的青山、溪流

没有碧水涟漪

只有恶涛巨浪

烈日风沙

青草枯黄

菜蔬焦死

飞鸟敛迹

窗栏外的白云，凝结成硬块

那时，我爱的人

绕室唱一首老黑爵

他苍凉的歌声

掩没了我的身影

他衰退的视力

不能辨识我的容貌

他不能知道我疲惫的心

因为他比我更疲惫、疲惫于无望……

这算不算是一首好诗，因为我不懂诗，所以无法置评。但是从这首堆满了形容词的诗作里，却联想到一个事：

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一个穷苦人家》。有一位豪富家庭出身的学生，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总算写出了这么一篇大作：有一户穷苦的人家，他们真是非常穷，也非常的苦，爸爸又穷又苦，妈妈又穷又苦，孩子更是穷而且苦，不但如此，更悲惨的是，他们家有十二个佣人，两个园丁，两个司机，三个厨师，一个管家、孩子的奶妈、保姆，无一不是既穷且苦。唉……全部穷苦的人，都在他们家集中了，这真是一个穷苦的人家呀！

3月10日

艾玫的母亲来了，看起来，亲情还是伟大的，自从柏老出事以后，很多过去围着柏老转来转去的朋友，都像躲瘟疫一样的无影无踪了，只有自己的母亲还是不顾一切的来了，实在令人感动。

看来，柏老出事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今天一天中午来了几起债主：

福元老板，要求把他所收到的柏老支票，改换艾玫的票。

房屋款要求一次付清。

纸行票到期，请求延期，除加一个月利息外，要换艾玫的票。

为柏老清理债务，陈丽真提到她还代柏老召了一个会，由她垫了两期款，急需归还。

和艾玫商量，柏杨师自己的票子，暂不理会，如万一柏杨师幸能脱难，自然可以解决，目前最重要设法保全艾玫的银行户头，伺机结清，以免遭到票据罪。

林紫耀急电，去星光，说柏老之书在某些地方遭到查禁，但却直到今天，尚无正式公文，可能是部分治安单位自以为是的单独行动。

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一直过了二十多天，27日艾玫的弟弟到台北，平原的事也大致平定，柏杨师的案子也确定了，据辩护律师史律师说，将会判刑十到十二年之间（后来果然是判了十二年），我本身也急切的需要找一份工作。于是，我把一切事务交代给了艾玫的弟弟和李介淳小弟后，离开了柏老的家。但仍然隔一两天去料理一些事情。一直到平原业务结束，艾玫决定把房子租人，自己搬到泰顺街旧屋去住为止。

在这一段日子里，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国立艺专终于还是解去了柏老的聘书，我为他代了七次课，在第七次上课的时候，区助教交给我一封信。写着：

敬启者：

本科节目组“文学概论”一课，郭衣洞先生因故不能讲授，原由先生暂代，至深感激，惟现已觅妥专人，拟请自下周起，即行接替，特函奉闻。

这是我早已想到的结果，所以心平气和地上完了最后一课，丝毫没有激动的情绪。

第二件事，是艾玫为柏老送衣物到新店看守所，虽然没能亲自看到柏老，但是终于看到了柏老亲笔写的收条，足以证明柏老还是健在，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柏老的口讯，要艾玫办离婚手续后，可以带佳佳出国。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女人为男人守节，是无上的美德，所以才会编出王宝钏苦守十八年寒窑之类的民间故事，艾玫等了柏老几年以后，在彷徨无依的心情下和柏老离婚，不但得不到很多朋友（像罗祖光、史紫忱等）的同情，亦未能得到当初希望艾玫及早改嫁的柏老本人谅解。我和李敖，则因为知道艾玫曾为柏杨师度过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苦岁月，才会对她目前所得到不公平的评价，有着衷心的不平。

十五年过去了，我庆幸柏杨先生不但又回到了台北，而且又重新建立了他以往的地位，又得到新的佳侣、新的朋友，虽然李敖为了柏老在脱难后，没有记起在他遇难时真正施以援手的朋友，而有所忿忿，但是，我以为那亦并非不可谅解的，毕竟一个人在经过了长时期的困难以后，对很多看法，都会和常人稍有不同的。

我之所以把这一段经过，较详尽的追述一番，是希望在今后的时代，不要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悲剧，这种经过，在廉价小说作家的笔下，可能会被编成曲折离奇的故事，但是，在真正的过程中，所含有的那一份辛酸和无奈，却不是任何装饰性的词汇所可以描绘的。

我虔诚地祝福柏杨师和他的新夫人。

我更虔诚地祝福艾玫和已经长大了的佳佳。

七十三年2月18日

行走在地雷上李明德

——评《柏杨版资治通鉴》

依据《新书月刊》（台北出版）去年（民国七十三年，公元1984年）年初所举办的两项活动：一是票选“七十二年度（文化界的）十二大新闻”；一是推选“七十二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书”来看，横跨“新闻”与“最具影响力的书”两大类的，只有《柏杨版资治通鉴》（原书名，远流出版社出版）。

把《资治通鉴》（按：以下略称《通鉴》）译成语体文，当然是件盛事。因为《通鉴》与《四史》并列，是治国学者首要必读的书，姚鼐说：“初学最急，莫如《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以后便读《通鉴》。”近代许多专业史学家都有意从事《通鉴》普及化的工作，大陆出版的《新校资治通鉴注》，做了标点分段的整理，可谓嘉惠学者。现在柏杨以一人之力，翻译此一巨作，预计三年完成，不得不另人感佩，更引人兴味的是，柏杨翻译的进路到底如何？

首先，我们看看柏杨对待文言文与翻译的态度与认识。基本上，柏杨是鄙弃文言文的，他的强烈反对，从序中很清楚的表达出来：

……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把死文字变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灵魂（按：文言文竟被当做“死文字”！）有时比新的创作（按：创作还有“新”“旧”之分！）还要困难。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混淆。……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进一步。……

柏杨同时自豪的说：“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绝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本。”（按：把‘曰’译成‘说’不知道错在哪里？）

指责“文言文……前言不照后语……难以连贯……意义混淆”，不啻否定“文言文”，同时也宣判了“以文言文做表达思维的工具”之死刑。语言和文化有密迩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学者告诉我们：“思考是一个语言过程。”（Thinkingisalanguageprocess.）思考需要在语言所规范出来的路线上进行，人类思维方法不同，正和他的语言不同一样，所以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其思考和逻辑就不同。“剑桥学派”（SchoolofCambridge）的维根斯坦（Wittgenstein）说：“语言的尽头，就是思想的尽头。”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柏杨所下的“文言文……前言不照后语”的断语，就表示用文言文表达的思维是“难以连贯”“意义混淆”的。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需要分疏的问题。柏杨说的“文言文”到底何所指？钟鼎甲骨文呢？还是周秦散文？是六朝骈文呢？还是宋明语录体？不管如何，依照柏杨序所说：“《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最流畅的文言文”，那么《通鉴》的文言文，无论如何“流畅”，在柏杨看来，一体归于“前言不照后语”的“死文字”之列。

我们一读柏杨的《通鉴》《白话本》，可以充分了解柏杨对“文言文”的断言，绝对不是无的放矢。司马温公的史识、史论，经过柏杨的脑袋一转，果然“前言不照后语”，果然“意义混淆”。试拿《通鉴》温公开宗明义的史论（臣光曰）与柏杨的《白话本》对照，司马光的“原典”经柏杨译做白话本后，就变得不可卒读，不知所云了。现在将这短短一千多字“臣光曰”中彰明较著的两段话（大约二百多字）摘出，看看“柏杨版”如何在“忠于原文”的主旨下，进行他“挖地雷的工作”：

……故礼莫大于分。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

这一段话，柏杨的白话翻译如下：

……所以，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官位不变。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必须坚持名分的不可侵犯性，情势才会稳定。名分稳定可以使人听从命令，官位稳定可以使人安于现状，然后，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如果名分和官位的尊严扫地，礼教怎能孤单存在？从前，卫国仲叔于奚，对国家建立奇功，卫国赏赐给他一个村落，仲叔于奚不愿意接受此项封邑，却愿国君准许他使用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一种佩戴在马脖上的红缨。孔丘认为，宁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准许他使用红缨。无他，只有名分和表示身价的标志，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君主的责任，如果不坚持原则，国家就会跟着灭亡。

拿前引原典与柏杨白话译文对照，可讨论之处很多，先提出一个“器”字看看柏杨的“认识”：

原典非“器”不形

“器”以别之

名“器”既亡

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柏杨白话译文“情势”才会稳定

“官位”稳定可以使人安于现状

名分和“官位”尊严扫地

只有名分和“表示身份的标志”，不可以随便给人。

在这一段原典中同一意义的“器”，柏杨可以翻成截然不同的三个意义：第一、情势；第二、官位；第三、身分标志。“非器不形”的“器”，如果以柏杨所误解成的“情势”译为“情势才会稳定”，那么“器以别之”，依理柏杨不是应当译成“情势稳定可以使人安于现状”才比较合乎逻辑？可是不，这一句他又理解成“官位稳定……”云云，这样“名器既亡”，承上文又变成“名分和官位的尊严扫地”。（按：让人纳闷的是“名分”和“官位”怎么会有尊严？又是如何的尊严？也不知如何又扫了地？）接下来，温公引“仲叔于奚……辞邑而繁缨”一段（按：典出《左转》成公二年），孔子所说的“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的器，无论怎么译，也不可能是“情势”了，于是柏杨只好推出第三解“身份标志”。柏杨对“器”的第二解是“官位”，但“礼莫大于分”的“分”，也解成“官位”，不知这两者有何分野？

依《左转》杜注：器，车服；名，爵号。其实把“器”解成“车服”，虽然太范围了“器”的含意，但仍是确解。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三《商周铜器说上》有一段话：“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假人。”所谓“器以礼藏”，也是援引孔子的话（即出于前引《左转》成公二年，孔子解释“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句）。阮元把“礼”界定在“形上”，把“器”界定在“形下”，所以“礼”得借“器”而充分体现。“器”，可以是鼎、彝、尊、爵等吉金，可以是宗庙舞乐，是车及车饰……。“分”、“器”在温公《通鉴》中，有非常明确清楚的指谓，绝不容丝毫含混。至于“曲县”“繁缨”原是二物（或有做三物解），柏杨却译成“‘一种’佩戴在马脖子的‘红缨’”，更是错得离谱。

温公史论，其理路之明晰，推衍之周密，前言后语，一脉相承，不容增减。接下来的一段话，可说温公“史识”，所谓上承“春秋”，于此显豁：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岁”，谓此类也。

“履霜坚冰至”典出“易”坤卦初六，以履霜（踩到微霜）而知坚冰至（知道坚厚的冰将至）来表示一切世变，皆由渐而积，由微至著，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见微知著”，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温公引“履霜”，就是表明《资治通鉴》的“鉴”在于“知微”。《资治通鉴序》（宋神宗所赐序言，也就是柏杨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传奇的一篇序文”）曰：“……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发挥这层意义：“治史所得，在能知几，非惟就已往之事，陈述其变已也。”（史识第六）总结来看，“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就是强调“慎始”“识微”“知几”。“几”就是“几微”，就是“事之初萌”。温公《通鉴》上限断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就是强调“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胡三省注曰：“此温公书法之所由。”

这一小段文字，柏杨又是如何理解的呢？为了清楚解释起见，我们将柏杨的白话翻译全部抄录下来，看看“不把‘曰’译成‘说’”的译法，是如何清除“微”“著”这种小地雷：

任何事物，从没有不从“小地方”（按：即原典此段第一个“微”字的翻译。为清眉目，特别用“微①”标出，以下之“微”，则依序用“微②”“微③”示之）做起，而能建立“伟大的勋业的”（按：即此段第一个“著”字的翻译，以“著①”标出，以下各“著”依序用“著②”“著③”……），圣人有长程考虑，所以在“小节目”（按：即“微②”）上着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须等到“发生弊端”（按：即“著②”），方图补救。矫正“小的节目”（按：此“微③”），用力小而收效大。补救“已造成灾害的弊端”（按：此“著③”），则使出全身力气，却不见成功。《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书经》说：“一日二日万岁”。就是指这类事件而言。

很显然的，柏杨完全没有了解“微”“著”之旨，同一个“微”字，他把“微①”误译成“小地方”；“微②”误译成“小节目”；“微③”误译成“小的节目”。同一“著”字，把“著①”误译成“伟大的勋业”；“著②”误译成“发生弊端”；“著③”误译成“造成灾害的弊端”（按：此句费解。）“微”“著”愿意十分明确，已如前叙，柏杨一味胡猜、乱译，却没有一次弄对。因为不懂温公斯言，连带的，《通鉴序》中与“微”“著”有关的一段话：“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就给译成“有的恶毒奸诈，可以从中得到反省和启示。”文言文无罪，罪在柏杨不懂。所以《书经》《易经》两引文，他只好“原文照录”了。

我们虽然十分赞成替古籍做笺注，但希望不要贸然将事，一定要由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出任，千万不要以为能写杂文就可以翻译古籍、撰写历史了。中国一向有“注疏之学”的传统，笺注有时比自著一书还难，所谓“著书不易，笺书尤难。”（清杭世骏语）“著书难，注书更难。”（清黄本骥语）要把古籍译成语体文，并做全盘评价，其难更在注疏之上。

站在解释学的立场，对于古籍的掌握，必然得通过四个层次，从认识、到了解、到批判、到评价，是好几次质的飞跃，也就是运思层次的提升。如果认识上就犯了错误或有了偏差，要想取得适当的了解，都大有问题，何况批判，更遑论评价了。从这个基点出发，我们发现柏杨连“认识”这一关都不能通过，那更不必讨论“认识”之后的诸层次了。所以他“邯郸学步”式的“柏杨曰”，自然沦为无稽之论。

《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初版）出版于1983年9月1日，依照《柏杨序》所说的“每月出版一册”，所以到笔者写此文的1985年9月中旬，应当至少出满二十四册了。以原典第一册开宗明义“臣光曰”的一千字，与《柏杨版》对照，柏杨完全没有弄清楚司马温公到底“曰”了什么。上面列举出的二百字，是错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足以判定柏杨走在地雷上，只有炸死一途。论者或以区区一千字就下论断，不够公允，西谚的一句话说得好：“一个蛋只要吃一口，就可以知道是好蛋还是臭蛋。”更何况这一千字相当于温公《通鉴》的自序，是明“其所以作之指”（按：娄坚重刻《白氏长庆集》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充分发挥温公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知他罪他，以此为据。

《柏杨版资治通鉴》当然不可能只有笔者摘出的错误，如有余暇，当再写续篇。

一本不了解原著的译作孙国栋

——评《柏杨版资治通鉴》

一

《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上一部不朽巨著，我粗涉史学，当然要读《通鉴》。《通鉴》的行文平实流畅，其实并不难读，不过对于现代青年，可能会觉艰深。听说柏杨先生以现代语翻译《通鉴》，私心窃喜，以为必有益于史学。可惜我远居海外的小城，此城连中国书店都没有，深以不能先睹此现代语的《通鉴》为恨。大约一年前，在《明报月刊》读到李明德先生评论柏杨翻译之误，把同一意义的“器”字，误译成三种不同的词语。李先生的文章十分精到。后来又读到朱启华先生投函《明报月刊》为柏杨先生辩护。我很想找李先生的文章来对证，不料我搬家时把李先生的文章遗失了，心中颇觉怅怅。最近由香港寄来《柏杨版资治通鉴》几册，读后感慨甚多，不禁写下这篇短文，指出柏杨先生翻译的错误。学术是社会的公器，非批评攻错不能进步，谅柏杨先生不以为罪。

二

柏杨先生的译文最基本的大病在于对原作者的思想与感情全无了解，同时误认司马光的主观意见，只表现于《通鉴》的议论中（见《柏杨序》），与史事的叙述不相涉。殊不知学术是生命的表白，尤其一本巨著，必处处贯注作者的真生命。所以从来翻译巨著的人，在下笔之先，必虚心地去了解原作者的思想与感情，然后下笔。纵然对原作者的思想未能全部同意，亦必有相当程度的尊敬与同情。不然又何必译他的著作呢？柏杨先生一面称《通鉴》为价值连城之作，而一面又极诋司马光的为人，说司马光关心官僚系统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见第一册第十页），又说司马光“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见第一册第十三页）。于是他把《通鉴》的议论和叙事分为两橛，好像两者全不关连，这是对《通鉴》的修撰过程一无所知之故。

《通鉴》的修成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先修丛目——把各书的史料按年月日汇集，考订其异同真伪；第二阶段修长编——这是《通鉴》的初稿；第三阶段将长编笔削成现在的《通鉴》。在第一及第二阶段司马光请刘恕、刘邠、范祖禹三位史学家助修，第三阶段则完全由司马光一人执笔，对史料的取舍详略，用词的轻重斟酌，皆出司马光一人的主意。譬如唐代部分，长编六百余卷，司马光裁定为八十一卷。可见司马光对史料取舍笔削之严。范祖禹是唐代部分的主要助手，他与司马光的意见不尽相同，遂另撰《唐鉴》一书。

又如《通鉴》托始于周威烈二十三年，刘恕就提出质疑，司马光详为解释。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史事，如屈原怀沙自沉，商山四皓之羽翼太子、严光之足加帝腹、姚崇之十事开说等，司马光或以为无关治道，或以为不足取信，都加以裁略。而于一些小事件如吴起舟中的议论，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约等，司马光认为与治道有关，均加以采录，可见《通鉴》自始至终，无论议论与叙事，均贯注着司马光的思想与精神。不了解司马光的思想与精神，要翻译好《通鉴》，根本不可能。

司马光述《通鉴》的取材以“关国家的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标准，现在复按二百九十四卷《通鉴》，他并没有谎言。我们再看司马光修《通鉴》的整个过程，如果不是怀抱一个极庄严的使命感，是万万做不到的。司马光念修《通鉴》始于仁宗嘉佑年间（一零五七——一零六三年），到英宗时已修成《通鉴》前八卷，名曰《通志》，连呈英宗，得英宗的赞助令他继续编修（一零六六年），从此他全心致力这本巨著。至神宗元丰四年（一零八一年）司马光年六十三，患病，仍力疾从事。元丰七年（一零八四年）他六十六岁，完成。但他感觉太繁重，于是再撰《通鉴目录》三十卷，将《通鉴》精要之语载入，无异于《通鉴》的撮要。当《通鉴目录》完成后，他又觉得《目录》太简，于是再著《举要历》八十卷，以求繁简适中，仍是力疾成书。到了元祐元年（一零八六年）他六十八岁，再上最后一部书《稽古录》二十卷，司马光即于是年九月病逝。自《通鉴》完成之后两年，他在病中再成三书以羽翼《通鉴》，如果司马光没有一番极庄严的使命感，能够如此么？当神宗实行新法之际，王安石因受韩琦的批评，一度卧家求退。神宗一面仍行新政，一面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副宰相），司马光以神宗不肯废除新政，于是不接受枢密副使，他说：“陛下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司马光的清操为如何！

后来神宗死，司马光于哲宗元佑元年（一零八六年）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宰相），他废除新政，这时他的病已深，仍力疾从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见《宋史》本传）是年九月死。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读《宋史》，在当时朝廷中，最伉直敢言，对君主及权贵，敢于批龙鳞、蹈虎尾，卓立不群的，无过于范仲淹和司马光，这是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吗？

柏杨先生屡次提到司马光反对熙宁新政认为是司马光最大的恶迹。殊不知北宋时，朝廷诸人对国势之衰危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毛病在于法制不善，挽救之道在改变法制。代表人物是王安石；一种认为弊病不在法制不善而在官场之腐败，纲纪之废弛，挽救之道在整饬官常，代表的人物是司马光。究竟两者孰是孰非，这是宋史上一大问题，很不易论断。但无论如何，司马光反对新法必不是为了保护士大夫的既得利益。倘使司马光竟真如柏杨先生所指，则《通鉴》不过为一部充满自私与奴性的作品而已，不值得柏杨先生费神去翻译。柏杨先生还自誓说：“不但忠于原文……还要发挥神韵。”（见《柏杨自序》）可怜，柏杨先生对原作者的认识如此浅薄，对原作者修书的用心全无契会，他能传达出原作者的精神而发挥神韵吗？充其所至，不过就文字表面，浮光掠影，把行文浅化些，纵使文笔活泼，终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说到忠于原作，能够吗？能够吗？

三

或者有人会说：“柏杨指司马光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是就其思想意识而言，不是就其行事而言。”好，在我未指出柏杨译文的错误之前，先在此简单地一述司马光的思想，看他是否为维护某既得利益阶层，并顺便说明《通鉴》一书的主导精神。因限于篇幅，只能扼要一说。

司马光不是思想家，他是参与实际行政的政治家与史学家，他并无杰出的政治理论，其思想非常平实；但他是个极有原则性的人，对政治抱一贯的主张。他虽无自述政治思想的专著，但从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中，分析他对史料的取舍安排，观察他叙事的详略轻重，再配合他的议论及参照他的其他著作，亦不难找出他政治思想的系统。

司马光认为社会人群之能结合、发属，乃依赖一常道。此常道是古今不变的。他的理论非常直截了当。他说：“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十四迂书辨庸）

此道既是古今人群结合不变的常道，然则此道的性质如何？司马光于批评萧何建未央宫欲以壮丽重威时说：“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通鉴》卷十一，汉高帝七年）可见司马光所指的“道”，是以仁义为体之“道”。

但仁义之道，只是一番精神，要使这番精神具体表现于社会结构中，则需赖“礼”。换言之，“礼”是仁义之道在社会中的实践。

“礼”何以具此效能？因为礼制透过名与器以分别社会成员身份的贵贱、尊卑、亲疏、上下，而使各人各尽其位分所当为，然后得上下相维、内外相制、如纲之有纲，丝之有纪（见《文正集》卷六上体要疏）。这个自上而下，由尊达卑的行政系统，称曰纪纲。司马光极重视纪纲，以为纪纲一乱，大乱即随之。所以《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此年周天子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三大夫剖分晋国，暴蔑其君，天子不但不能诛伐，凡宠秩之使列为诸侯，是周天子自坏其纪纲。纪纲既乱，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战国之乱，实始于此。

然则纪纲如何可以维持？司马光虽无明言，但统观《通鉴》叙事之取舍轻重，大约可归纳为几点：

一、重教化以培养社会的根基。因为礼制的维持赖社会大众的观念，观念因风俗而强固，而善良风俗的培成在教化。所以教化是维持礼制的基础，所谓“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通鉴》卷八十九，晋愍帝建兴四年）

二、推诚信。《通鉴》中凡以诚信处事的史实必详叙，如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司马光力加赞许并加详述；凡以权谋而获利于一时的，《通鉴》必力斥而特详述其祸害于后。

三、循名责实。司马光说：“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通鉴》卷二十九，汉元帝建昭二年）

四、信赏必罚、不姑息、不因循。既贵循名责实，于是主张信赏必罚自为必然的推论。所以司马光最重刑赏。他说：“夫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通鉴》卷一零四，晋孝武帝太元五年）故《通鉴》凡于刑赏失当之处，无不着论以非之。刑赏失当，偷取一时之安谓之姑息，司马光最恨姑息（见《通鉴》卷二二零，唐肃宗乾元元年论以侯希逸为平卢军使事）。

五、远虑防微。纪纲之坏，常积渐而至。所以《通鉴》每于祸患之发生，必推源于结祸之始。王莽篡汉，《通鉴》指由于女宠孝元皇后始（《通鉴》卷三十六，王莽始初元年）；朱全忠篡唐，《通鉴》推源于宦官之祸（《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二年）；汉武帝有戾太子巫蛊之祸，《通鉴》推源于汉武帝命钩弋夫人生皇子之门为尧母门（《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太始三年），所以《通鉴》叙事，必追探源流，以发其微，使人知慎于始而救于未然。

六、法制在简要而不烦苛。因为纪纲之立，在上者执其大纲，如果法制太烦，就易限于丛脞，至上下职分不明，统驭失序。所以《通鉴》引叔向之言曰：“国将亡，必多制。”（《通鉴》卷五十七，汉灵帝熹平四年）司马光反对安石新法，这点观念是原因之一。

七、重大理而轻小仁。司马光所信服的常道是以仁义为体，而结构社会则赖礼制，礼制的执行为纪纲，仁心诉于感情，纪纲的维持诉于理性，当私情小仁与大理相背时，《通鉴》必贬私情而尊大理。

以上几端是司马光认为维持纪纲之道。

纪纲的执行，在司马光的观念中既是由上而下的，愈在上位的人，权利愈大，责任亦愈重，所以君主的责任最重。司马光说：“人君者，视天下一事不治以为己过，有一民失所以为己忧。”（《温公文集》卷四十六，奉养上殿札子）晚唐时朋党相争，唐文宗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通鉴》责文宗说：“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通鉴》卷二四五，太和八年）他认为人君既居最崇之位，掌最大之权，负最重之责，故亦应具最高之德。

他标举出人君之三大德：仁、明、武。仁、明二德易懂，武德较难懂，司马光特别解释说：“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司马文正集》卷二《陈三德上殿札子》）

他又特别指出，人君能武，则易流于专断，专断则不恤人言，不恤人言则上下不交，上下不交则政事必败坏。所以《通鉴》中凡君主纳谏必加赞许，于群臣的谏章，采录最详，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和”而不“同”，而人君每喜人之同于己，错认“同”为“和”，此毫厘之差，关系至大，司马光于此特别分辨。（《温公文集》卷七应昭古朝政阙失状）

统观二百九十四卷《通鉴》，实贯穿着一个鲜明的政治观念，用司马光的话说是：“守道自强”（拙作《资治通鉴所表现的政治观念》一文对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所述较详细，载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可供参考）。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大体如此。我以为它的缺点有四：一是尊君太过；二是由上而下的纪纲观念太严；三是对大理的要求太苛而体谅人情不足；四是视社会的结构太单调。

他的思想近荀卿而远孟子，所以他有《疑孟》之作。用现代人的观点，他是缺乏民主情调。此可能因为北宋承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纪纲废弛之后，所以司马光特别尊崇中央，重视纪纲。这正是时代的反映。但他一切以生民为重。他爱国家、爱生民之心则是极真诚肫挚，不容诬蔑的。柏杨先生说司马光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这是对司马光一无所知而又勇于做谎言之故。

四

既稍述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现在来看看柏杨先生的译文。

《通鉴》叙事开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司马光于“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十四字之后立即附加一段议论。这是《通鉴》第一条议论。柏杨先生下笔译《通鉴》便译此段，理应是最用心、最谨慎的。不料错误之多，使人不能相信，现将《通鉴》原文和柏杨先生的译文逐段抄出，两者对照，加以讨论。

第一段

《资治通鉴》原文：“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柏杨先生译文：“天子最重要的责任，莫过于遵守礼教。而礼教最重要的是官位，官位中最重要就是名分。什么是礼教？礼教是纲纪，什么是官位？官位就是君主臣民，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官爵在政府中关系位置。”

柏杨先生这段译文有五处有问题：

一、第二句“礼莫大于分”。柏杨先生把“分”译作“官位”，这是错误。“分”不是“官位”，“分”含有“分际”、“位分”、“身分”、“名分”等含义。“分”读去声。通常说“父子之分”“夫妻之分”或“分属父子”“分属夫妻”与此处的“分”同义。因为礼必须分别亲疏、上下、尊卑、贵贱，进而确定各人不同的位分，然后礼制才可以建立，如果各人的位分全无分别，如何能构成礼制呢？所以说“礼莫大于分”。意思是说“礼制最重要的是分别各人不同的位分”。柏杨先生不明此意，译“分”为“官位”，于是下面凡有与“分”字连带的句子，便全部不知所云。

二、第三句“分莫大于名”，柏杨先生译为“官位中最重要的就是名分”。柏杨先生因不懂“分”字的意义，所以这句话译得含义不明，因为既是“官位”就同时已表示了“名分”。譬如说，丞相是官位，同时丞相亦表示了“名分”；御史大夫是官位，同时御史大夫亦已表示了名分。何必说“官位最重要的就是名分呢？”原文“分莫大于名”的意思是：“要分别不同的位分，最重要的是确定名号（或名义）。”因为名号不定，则位分不明。

三、第四句“何谓礼？纪纲是也。”柏杨先生译纪纲为“纲纪”，这等于未译。纪纲一词含义较广，“纪”有“法纪”、“纪律”、“总要”等义；“纲”有“纲目”、“要领”、“有条不紊”等含意。所以鱼网的大绳称为纲，纲目成为纪。纪纲二字连用有组织、制度、条理、纪律、法纪、政纲、维系等含意，此处似可译为“国家的法纪与政纲”。

四、第五句“何谓分？君臣是也。”柏杨译为“什么是官位？官位就是君主臣民。”这句亦错译。君臣之别不是官位之别，而是“名分”或“位分”之别。所以这句话可译为：“什么是不同的位分呢？不同的位分譬如君与臣之不同。”

五、第六句“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柏杨译为“名分就是官爵在政府中的关系位置。”这译文比原文更难懂。不如译为“什么是名号呢？名号例如公、侯、卿、大夫。”较简单明白。

司马光这段话把通常所用的“名分”一词分为“分”与“名”两层次，意义比较深些，柏杨先生竟不懂，以致句句译错！

第二段

《通鉴》原文：“……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士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

柏杨先生译文：“……所以天子统御三公，三公统御封国国君，封国国君统御国务官，国务官统御人民，节节相扣，层层控制，权贵支配贫贱，贫贱接受权贵支配，高官贵爵之骗使小官小民，犹如身体使胳膊腿脚，树根之支配枝叶……。”

柏杨先生这段译文的大毛病在于精神与原文完全不相契会。原文“贵以临贱”的“贵”字不应译为“权贵”。因“权贵”一词在史学上通常指专横不守法度的王公贵人；所谓“贱”，是指在下位，亦非“贫贱”之意。司马光绝不会主张一些专横不守法度的权贵骑在人民头上的，我们看上面所述的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可知，如果司马光果然主张专横不守法的权贵骑在人民头上，则这部《通鉴》不成为“资治”的通鉴。“层层控制”一词，亦与原文意思不合。所以译书必须与原作者的思想精神有所契会，不然绝不能传达出原作者的真意。

第三段

《通鉴》原文：“……《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柏杨先生译文：“……《春秋》在记载史实时，故意贬封国国君，尊敬皇家，凡是皇亲国戚，即令再不成才，也要把他摆在封国国君上面。足以说明圣人对君王臣民之间的分际，一直寄以特别的关切，除非遇到姚履癸、文受辛之类的暴君，子天乙、姬发之类的仁君，人民投奔他们，上帝赋给他们使命，才可以改变，否则，君王、官员、人民之间的名分，当永远保持，并且不惜为保持这种名分，牺牲自己生命……所以，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官位不变。”

柏杨先生这一段译文有三处错误：

一、原文“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所谓“王人”在周代是指周天子的卿士。秦汉以后，史书上引用是指中央政府的官员，都不是指“皇亲国戚”。“微”是指官位“低微”，而不是指“不成才”。这两句话于史书常用，表示尊重中央的意思。柏杨先生竟译为“凡是皇亲国戚，即令再不成才，也要把他摆在封国国君上面。”司马光即使再愚昧，也不至于此，这是译者的无知。

二、原文“君臣不分，当守节伏死而已。”柏杨译为：“否则君王、官员、人民之间的名分当永远保持，并且不惜为保持这种名分，牺牲自己的生命！”柏杨把“君王”、“官员”和“人民”三者永远分开，这不是司马光的意思。司马光只说“君与臣”，并无说及“人民”之意。因为在司马光的观念中，君与臣之间是存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除非君主极不仁，不然连革命都不该。但官员与人民之间却无此界线。我国自战国以后，布衣卿相的局面已成，大部分官员都从平民而来，尤其到了宋代，社会门第已消灭，科举已盛行，政府官员十之八九都由平民出身。（拙著《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有评论，并有统计数字，可供参考。见拙著《唐宋史论丛》。）司马光本人即由进士出身，他怎么会说君王、官员、人民之间的名分当永远保持呢？柏杨先生随意加上“人民”两字，便泄露出他对中国历史认识的浅薄与对司马光思想全无了解。

三、此段最后一句，原文“故曰：礼莫大于分也。”柏杨先生上面已错译“分”为“官位”，此处更进一步错译为“所以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官位不变”。这一句真译得荒唐之至。自秦汉以后，官员迁调升降无常，官位随时变迁，柏杨先生能在秦汉以后找出一位官员永不变迁的官员吗？司马光就由奉礼郎签苏州判官的小官，经多少次迁转然后当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他会说“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官位不变”吗？他这句话只是重复上文所说的“礼制最重要的是分别各人不同的位分”呀！

第四段

《通鉴》原文：“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柏杨先生译文：“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必须坚持名分的不可侵犯性，情势才会稳定；名分稳定可以使人听从命令，官位稳定可以使人安于现状，然后，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如果名分和官位的尊严扫地，礼教怎能孤单存在？”

柏杨先生这段译文有两点错得匪夷所思。

一、原文“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四句的意思是：“礼”是抽象的，它必须透过名号和实物才能具体的表现出来，没有名号和实物做为标志，就无从表现礼制。譬如“诸侯”和“大夫”名号不同，他们的服饰标志亦不同，此所谓“名以命之，器以别之”。

柏杨先生对此四句完全不懂，竟译为“必须坚持名分的不可侵犯性，情势才会稳定，名分稳定可以使人听从命令；官位稳定可以使人安于现状。”与原文风马牛不相及！柏杨先生原文不懂之处，不细心求解，随意乱译，既欺骗自己亦欺骗读者！

二、原文“名器既亡，则礼安得而独在哉。”意思是说，如果名号和标志名号的实物不存在，则礼制怎能存在呢？这是回应上文，非常浅白，而柏杨先生因为前面四句不懂，连这句浅白的亦看不懂了，于是就字面乱译为“如果名分和官位的尊严扫地，礼教怎能孤单存在？”原文何尝有“名分和官位尊严扫地”的意思呢？

第五段

《通鉴》原文：“……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

柏杨译文：“任何事物从没有不从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伟大的勋业的。圣人有长程考虑，所以在小节目上着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须等到发生弊端方图补救……《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书经》说：‘一日二日万几’就是指这类事物而言……”

司马光这段话是要人“防微杜渐”，他说任何事物开始甚微，渐渐成长而显著，所以救患要于开始微小时着手，不要待祸患已形成再来补救，所以他引《易经》“履霜坚冰至”（当你踏到霜的时候就应该警惕冰雪回来）；又引《书经》“一日二日万几”（几是几微之意，要时时戒惧万事开端几微之处）。全段说话并没有柏杨先生所译的“任何事物没有不从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伟大的勋业”的意思。当然，柏杨先生这句话，如果不是译文则未有错，其奈与原文的文义不相称何！而且这句话与全段的意思亦不相衔接。所以与下面“履霜坚冰至”和“一日二日万几”两句接不上，柏杨先生不了解全段的含意，恐怕也不了解《易经》《书经》上两句话的意思，于是索性把这两句话含糊不译。

《通鉴》一开始只短短几百字，译文就错误如此之多，又如此之甚，简直使人震惊！一斑可以见全豹，下面的译文会如何？只要读过《通鉴》原文的人，看柏杨先生的译本，其中错译、漏义、与浮词不实之处触目皆是，仅就第一册而言，已不可胜数。尤其于《通鉴》的议论，译得最劣，真使人有不忍卒读之感。这总由于柏杨先生对原作者的思想全无了解而阅读古书的能力又不足所致。

五

《通鉴》于叙事之外附有议论，不但有司马光的议论，亦采古人的议论。《柏杨版通鉴》当然加插不少柏杨先生的议论。发表议论，是人人固有的权利，不管是谠论、宏论、高论、妙论、谬论、怪论，都可让读者去评判，此文本可不加以讨论。但议论中有歪曲史实，误导读者的，则不得不稍加辨正。柏杨先生的议论就常常歪曲史实，现随手拈出两条以为例。

在汉文帝前元十六年“令天下大酺”一条之后，柏杨先生加评论曰：

“全国人民欢宴有一个专有名词‘大酺’——大吃大喝。汉政府法律，三个人无缘无故在一起饮酒，罚银四两，以后时日既久，专制制度日趋精密，就限制更严，人民不准穿某种衣服，不准住某种房子，不准有某种装饰，不准坐某种车子，限制人民自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这阴暗面一直未被发掘，以致人们相信古人自由自在，过的是伊甸园生活，甚至有人声称中国人自由太多。连吃肉饮酒都要政府下令特准。再请参考前一七三年禁止巨官随意逮捕的诏令，不禁为中国人垂泪。”（《柏杨版资治通鉴》九一八页）

大酺是令人民欢宴饮宴，中国历代遇大庆典或大喜事，常举行大酺三天或五天，这是全国欢腾的大饮宴。有大酺之令并非说除了大酺之外吃肉饮酒需要政府特准。中国历史上人民固然不是过着伊甸园的生活，但吃肉饮酒的自由还是有的。除了荒年禁酿酒之外，其他时候饮酒吃肉是不禁的。殷代殷人就以嗜酒出名。周代农民饮酒食肉的生活见于《诗经-豳风-七月》之诗第六章“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第八章“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不是农民饮酒食肉吗？战国时大都市兴起，临淄城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六博蹋鞠”，赵国邯郸的歌女到各大城市演唱，难道这种生活不能饮酒食肉？

请柏杨先生数一数，在九百卷《全唐诗》中有多少篇是描写平民饮酒欢宴的。杜甫失官流落，家贫，仍有旧醅可以邀邻翁对饮。市上“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是否先呈准地方官？即使在最专制的秦代，人民仍有饮酒食肉的自由。汉高祖微时，好酒及色，常从王媪赊酒喝，难道先得政府核准？至于食肉，岂止吃猪羊不禁，连狗肉亦可照吃无误，汉大将军樊哙在秦时就是在市上卖狗肉的，《汉书》颜师古注曰：“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

说到衣饰的限制，对官员的章服限制反较严格。比如唐代，三品以上穿紫衣，四五品穿绯衣，六品七品穿绿衣，八品九品穿青衣。这是文官制度的实行。正如现代武官的领章，将官用红色，校官用黄色，尉官用蓝色意义相同。至于对平民衣饰的限制各时代严宽不同，有些时候富人的衣饰，奢侈过于王侯。柏杨先生应该读过贾谊的《治安策》，《治安策》在《通鉴》中亦节引一段，贾谊认为可为长太息的，是富人的衣饰奢侈华丽过于古天子后妃哩！

柏杨先生在这条议论中又提到公元前173年的诏令。公元前173年是汉文帝前元7年。文帝曾下一诏令：禁止列侯的太夫人（列侯之母）、夫人（列侯之妻）、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公卿二千石以上的官）不得擅征捕人民。柏杨先生在此处又加一段长议论曰：

从刘恒先生（文帝）这项命令，可看出中国人即令生在太平盛世，也是万把钢刀悬在头顶，侯爵的母亲、侯爵的妻子、亲王的儿子以及大官，每一个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都可以随便抓人，玩玩猫捉耗子游戏。要你的女儿，你拒绝，逮捕你；要你的房产，你拒绝，逮捕你。出门时你走避不及，逮捕你；在家时忽然想起你不顺眼，逮捕你。而且他们又可以征收捐税，穷人血汗钱，卖儿卖女钱只不过供他们吃一杯酒，如果你抵抗，如果你真缴纳不出，那就又回到原位置——逮捕。凌辱苦刑拷打，最后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抬回家门。这项命令有没有执行，是另外一个课题，而就在这项命令中并没有禁止侯爷和王爷对人民逮捕和征税，老娘老婆只要透过儿子和丈夫的手照样可以横扫世界。（《柏杨版资治通鉴》八八二页）

可怕！汉文帝下一禁止王侯的亲属及大官不得擅自逮捕人民的诏令，岂非一项善政？而柏杨先生竟浮想联翩，描绘出一幅无法无天、血淋淋的地狱图来。柏杨先生应该读过《汉书-刑法志》。《汉书-刑法志》说：“（文帝）惩恶亡秦之政，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乐，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风俗笃厚，禁网书阔……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又应该读过《汉书-文帝纪》。《文帝纪》赞亦说：“（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错。”几致刑错就是全国几乎不必用刑罚。《刑法志》又载文帝时缇萦的故事。缇萦以一小女子，因父亲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当刑，她竟能亲至长安，上书愿自没入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悲怜其意，为之废肉刑。又《汉书-食货志》载，文帝十二年，除民田租之半；十三年更完全免除民田的租税。这些事，《通鉴》俱有节引，柏杨先生如果以《汉书》所记为不可信，《通鉴》中汉代部分的史料以采《汉书》为主，则《通鉴》亦为一不可信之书，柏杨先生不必译此不可信之书。倘柏杨先生以《汉书》为可信，则不应该说于太平盛世如文帝时人民头上有万把钢刀，描写出一幅无法无天、血淋淋的地狱图来歪曲史实、欺骗读者。这是违背学术的良心。中国几千年历史，其中固然会有暴君虐政，但如柏杨先生所描写，已及于“桀纣之暴”的程度，断不会发生在“文景之治”时。现代有些人，喜欢把一些事件，故意夸张其词，危言耸听，更垂涕而道，亦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心思独到、感觉敏锐、观察深刻和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其实是蹂躏真理、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不意这种风气，史学界竟不能免。

《柏杨版通鉴》可议之处甚多，因限于篇幅，一时未能细论，异日当再提出以就教于高明。但是柏杨先生的精力、毅力是使人佩服的。甚愿柏杨先生能虚心地去了解司马光的思想，体会司马光修《通鉴》的感情与作意，再细心读《通鉴》，彻底求其文意，更本于学术良心，从头修正错译之处，补充漏义，删去浮词，则将是史学上一大贡献！

望文生义，错译连篇陈启明

——柏杨版《资治通鉴》选评

读毕孙国栋先生的《一本不了解原著的译作——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刊于《明报月刊》，八七年四月号）一文，感触良多，其中叫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文章结尾部分的一段文字：“现代有些人，喜欢把一些事件，故意夸张其词，危言耸听，更垂涕而道，亦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心思独到、感觉敏锐、观察深刻和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其实是蹂躏真理、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不意这种风气，史学界竟不能免。”（页六零）史学工作者若不知自爱，助长这种歪风，势将动摇传统史学所奠定的优良学风，更有甚者，历史学能否在学术界中立足也会出现疑问。

柏杨先生翻译《通鉴》，原可以造福史学界，因为当文字浅化后，即使普通大众也能欣赏到这本不朽的史学名著，国人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也会因而增加。事实上，柏杨版《资治通鉴》的读者是不少的，最早出版的数册已经重印至第五版，可见其畅销程度。此外，大陆出版界最近也排印简体字版，在内地发行。一个台湾作家的作品能同时在海峡两岸刊行，在现阶段来说，实在不是易事，因此我们更应重视这部译著可能带来的影响。然而，这套作品却受到历史学家孙国栋先生严正的批评。孙先生所列举柏杨先生错译之处，只在第一册开始几百字，即有大错十余条之多，条条铁案如山，无可反辩，则这部译著的学术价值实在需要重新检讨；另一方面，这套书至今已出版约四十册，孙先生仅指出第一册下笔时的种种谬误，其余各册是否都如此错谬，实须做较全面的考究。笔者谨就自己比较熟识的西汉晚期及淝水之战一段史实，指出柏杨先生几处错译的地方，希望读者不致被柏杨版《资治通鉴》所误。

一

柏杨在序言中指出，“历史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为了方便读者，译文中的“官名则全用现代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页一四：除特别注明除外，均为柏杨版《资治通鉴》的页次，下同）。这种作法应可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然而，柏杨对官名常望文生义不加细考，随意乱译，反而把其实际职掌混淆，误导了读者。在第九册《昏君辈出》中，错译的官名不少，例如：

一、水衡都尉柏杨译做“水利总监”（页1829）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上林苑是皇帝的御园，里面有皇宫、仓库等，水衡都尉的职责是管理这御园及负责巡逻警卫工作，根本与水利建设及维修扯不上任何关系。水衡都尉的现代译名可称为上林苑总管。

二、大司农柏杨译做“农林部长”（页1843）

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一条注解中谓：“大司农供军国之用。”说明大司农是负责统筹国家财政收入及支出的官员，其职掌与现代的财政部极相似。

三、司直柏杨译做“副宰相”（页1862）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司直隶属丞相府，襄助丞相监察中央及地方官员是否按照法规办事，可称为丞相府监察科主任，只可算是丞相府的僚属，而非丞相的副贰。汉代的副丞相是御史大夫，即使是成帝实行三公制后，司直之上仍有中二千石及二千石官员，故司直不可能是副丞相。

四、司隶校尉柏杨译做“京畿卫戍总司令”（页1855）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司隶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滑。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从这段文字中可见，司隶校尉只于武帝初置时为天子的特使，并曾短暂统兵，此后，其职责便是一个监察官员，这可以从他有明确的巡察范围、隶属大司空（前身是御史大夫）及职掌类似负责监察的司直等几方面得到有力的证据。故此，司隶校尉可译为京畿监察区首长。

五、少府柏杨译做“宫廷供应部”（页1820）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汉承秦制，山海池泽中的天然资源均被视为皇帝的私产，而负责征收有关税项的机关便是少府。由于皇室的财政都由少府掌理，因此他便同时肩负起照顾皇帝生活之责，方便财政收支上的管理。基于此，少府最根本的职责是掌理皇帝的财政收支，故翻译为皇室财政部似较适合。

水衡都尉、大司农、司直、司隶校尉及少府等职官，稍留心汉代史的人都能认识，而柏杨竟不懂。当然，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必不可能达致巨细无遗的程度，但译者疏于翻阅史籍或有关政治制度的著作，只草率地做直观式的臆测，这种治学态度实在叫人失望，更何况译者曾标榜以现代名词翻译古代官名是这本译著的一大突破呢！

二

由于对历史欠缺认识而错译的地方也不少，现再举几处为例，先节录《通鉴》原文，再抄录译文，以兹比较。

甲、《通鉴》原文“……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通鉴》，页一零六零）

柏杨先生的译文：“……宰相孔光、最高监察长（大司空）何武奏报：‘从封国亲王、到侯爵、公主，土地应限制最高数额。关内侯、官吏、人民，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奴隶、婢女不能超过三十人。奴隶婢女的期限是三年，满期时即应释放。不释放的，政府即行接管。’”（页1901）

这段译文的错误有两处。首先，“期尽三年”所指的是这项措施有三年宽限期，好让拥有超额土地、奴婢的人能做出适当的安排。至于“犯者没入官”一句，针对的除奴婢外，还应包括逾额的田地。西汉末年社会的不安定，与土地兼并及奴婢问题有密切关系；这些课题已普遍受史学界关注，而翻译的错误显示译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相当贫乏。

乙、《通鉴》原文：“陛下……，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苍头卢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柏杨先生的译文：“……对下，陛下是人民的父母。代替皇天，像牧养牛马一样的，牧养人民。应没有分别，一视同仁，符合《尸鸠》的诗篇。……奴仆及奴仆的奴仆，都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之意。”（页一九六一）

在这段译文中，柏杨先生再一次显示出他对司马光思想精神的不了解，“为天牧养元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代替皇天，照顾老百姓的生活”，司马光断不会教导天子对待百姓如牧养牛马一样的。“奴仆以及奴仆的奴仆”一句，可说是愈译愈叫人糊涂了，“苍头卢儿”可译为“任职宫内及宠臣家中的奴仆”。

丙、柏杨先生在一段译文中做了这样的一个附注：“汉王朝有‘外朝官’‘中朝官’之分。‘外朝官’指文官系统；‘中朝官’指宫廷系统，跟武官系统。”（页1941-1942）

这条附注是不对的。汉武帝为加强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于是拣任亲信官员，在皇宫中设小朝廷，遂有内朝与外朝之别。柏杨谓“外朝官”是指文官系统，这是大错，外朝文武官员都有的，譬如执金吾（原名中尉）负责京师的卫戍和三辅的公安，就是外朝官。屯驻京师附近的校尉，都是武官，亦是外朝官而不是中朝官。至于“中朝官”方面，柏杨谓包括宫廷系统及武官系统亦不对，因为中朝官即宫廷系统，亦包括文官和武官，中朝官中的武官，主要是前、后、左、右诸将军，这些将军，平时不负实际军事责任，只戴将军的头衔和品秩，要到战事发生，有所任命，然后负责军事，所以不能称为武官系统。

柏杨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一些不大熟识的问题，没有经过仔细推敲及查阅有关书籍，结果造成很多可以避免的错误。至于译者对司马光政治思想的漠视，则始终没有改变。

三

读毕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六册《淝水之战》后，对有关淝水之战的论赞想提一些意见。史论一般来说可以容许较大程度的主观性，旁人原不宜置喙，但柏杨论断史事的角度及立论基础，均有可资商榷之处；现节录有关文字如下：

“……我们固然可以在事过之后，在前秦帝国内部，找到必败的原因。但无论事前或事后，在晋帝国内部，却找不到必胜的原因，反而找到必败的原因。谢安先生的装腔作势，不过是殷浩、谢万颟顸模子浇出来的产品。然而，晋帝国终于胜了，使人叹息；即令是国家巨变，或者在致千万人于死的战争中，都受命运的影响。至少，晋帝国靠命运女神的青睐，得以不亡。一种不能预见，不能想象的冲击介入，产生连锁反应，使历史的巨轮停顿或转向……”（页5803）

“谢安先生使用一定会失败的手段，却获得大胜的辉煌成果，在历史上写下一页奇迹。面对无数流泪流汗，艰苦工作，而竟不能踏上成功之境的人物，使人深感沮丧，因为我们无法解释其中奥妙，好在是五千年来，纯靠命运而成功的大事，仅此一桩，……”（页5806）

从前述文字中清楚显示，柏杨先生对（前）秦败（东）晋胜甚感惋惜，尤其不值谢安在整场战争中“毫无表现”。其实，踏入西晋后，士族无论在政治及社会上的地位，均愈形重落，于是谢氏成为当时的社会领袖，其一举一动对人民信心的影响至钜。因此，谢安故做镇定，实际上有稳定人心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柏杨却无视这事实，那么谢安的表现自然一无是处。即使谢安的表现真是那样差劲，但东晋之胜纯粹是命运之神的眷顾，这论断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汉族军民所做的努力及牺牲全被抹杀了。柏杨的作法似过分重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分析上也流于片面。

柏杨因晋人处弱势而胜，而秦人占优势而败，兴起了命运主宰人事的慨叹。然而，柏杨的感叹是缺乏事实基础的，因为他对秦晋交战前的形势没有做仔细分析，甚至对《通鉴》中的有关描述也视若无睹。

其实，秦强晋弱的论断似过于草率。苻坚在决定进攻东晋前曾召开御前会议，结果反对的意见占了多数，包括上书仆射权翼（页5872），太子左卫率石越（页5786），其弟苻融（页5786-5787；5788-5789），“大家纷纷陈述利害，很久不能得一致结论”（页5876），其妻子张夫人（页5789-5790），太子苻宏（页5787-5788）及幼子苻铣（页5790-5791）也先后进言反对，显示前秦没有必胜的条件。最后，苻坚一意孤行，结果加深了内部的矛盾。

在军事实力方面，前秦在交战过程中也未能占有绝对优势，苻坚尝谓动员步兵七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南征，但军队的行列连绵千里，当苻坚抵达项城时，凉州兵才到咸阳，巴蜀、汉中部队才顺流而下，幽、冀部队才抵彭城，结果在开战前夕，前秦驻扎在前线的军队只有三十万人左右，而实际投入淝水地区进行决战的又只有三分一的兵力，相对于八万精锐的北府兵，前秦实际上占不了便宜。再者，前秦军队含有多种民族成分，也大大削弱其战斗力。

四

《通鉴》中没有详细评论东晋军队的战斗力，但晋人忠贞报国的史事却屡有提及，即使苻坚也叹息说：“周虓不屈服于前，丁穆不当官在后，吉挹又闭口而死，为什么晋帝国这么多忠臣？”（页5764）而柏杨先生对三人的事迹是不会不知道的（分见页5757、5761及5763-5764）。此外，还有谢玄的部将田泓为传达口讯而捐躯（页5761），凉州刺史朱序虽降给前秦，最后仍向谢石暗通消息（页5800）。晋人那种勇于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实非前秦军队可以比拟，柏杨也慨叹：“（前秦）大军竟没有等到指示，就开始行动（后撤），并且一听到有人高喊败了，就真的认为败了。这种军队，不像是前秦帝国征服前燕王国、前凉王国，以及征服代国所用训练有素的劲旅。”（页5803）前秦军队已今非昔比，双方军队素质上的优劣，实在相当明显。

总括而言，南征时机选择的不当、军力上缺乏绝对优势、军队控制上的松懈及战略上的错误等因素，即使都不足以构成前秦“必败的原因”，但前秦处于绝对强势的说法是必须修正的，再加上晋人卓越的表现，晋胜秦败并不是那样绝对不合理的。故此，柏杨那对历史盛衰成败的无奈，似不大有说服力。

翻译任何一本作品，必须先对作者的思想及精神有深切体会，而翻译一本历史著作，对当时的历史更须有相当透彻的认识，否则很容易闹出笑话。然而，柏杨在翻译的过程中，固然无意探究司马光的怀抱，更令人遗憾的是，译者未能抱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求省事，强不知以为知，结果造成很多错译的例子。柏杨版《资治通鉴》至今已出版接近四十册，未译的篇幅尚有一半，柏杨若知错能改，柏杨版《资治通鉴》当可造福史学界。

再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孙国栋

——译宋神宗序的谬误

最近于朋友闲谈中，发觉青年人为《柏杨版资治通鉴》误导者不少，遂再执笔为文，以指出柏杨先生译宋神宗序的谬误。

1987年4月，我在《明报月刊》刊登《一本不了解原著的译作——评《柏杨版资治通鉴》一文，指出柏杨先生对《资治通鉴》的不了解及译文的错误，曾引起香港一些文化界朋友的注意。今年初，《明报》祁弹先生虽以怪论姿态出之，但却指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将来无数代中国人读古文的能力退化，不读《资治通鉴》而已，如要读，就多半会选读柏杨版而不再去读司马光原著。如让一部劣译，扼杀原著，将是中国史学界一大悲剧。”（见1988年2月10日《明报》美洲版）后来祁弹先生更戏拟了一份《修柏会会章草案》（八八年2月14日《明报》美洲版）。到一九八八年五月号的《明报月刊》刊出柏杨先生的信，亦赞成组织“修柏会”。其实《柏杨版通鉴》是无可修改的——因为错译虽可改、漏义虽可补、体例未善虽可斟酌、议论失当虽可讨论，但全书的风格则是无法改变的。司马光之修《通鉴》，态度是庄严的、行文是平实的、叙事是谨慎的，司马光的议论虽有可议之处，但他对中国史带有一番温情与敬意，都是极其真挚的。而柏杨先生的译本，态度是轻薄的、行文是浮夸的，对中国历史完全缺乏一种温情与敬意，而且时时透露一种轻蔑之意，与原作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这种译作是无法修正的。所以成立“修柏会”只是专栏作家开的玩笑而已，我亦只报之以一笑。

不意昨日一位年轻朋友来闲谈，偶然提及《史记》，说《史记》叙事，结束于鲁国发现麒麟之年，我立即纠正他的错误：鲁国获麟是孔子《春秋》绝笔之年，不是司马迁《史记》绝笔之年。青年朋友说《柏杨版通鉴》序是如此说的。我非常诧异，《史记》叙事至汉武帝时是极普通的小常识，柏杨先生何至于如此错误。于是检出《柏杨版通鉴》第一册（远流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版）所译的《宋神宗序》一阅，柏杨先生果然如此错译！《柏杨版资治通鉴》已出至第五版，而竟不知改正！去年我评《柏杨版通鉴》时，是从《通鉴》的正文开始，未有留意到他译的《神宗序》文。现在再对照《神宗序》的原文，柏杨先生错译之处，又岂只是“史记叙事至鲁国发现麒麟”一端而已！其余有问题的地方还真不少！我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眼看着青年人被如此误导，实觉心有不忍，于是把《神宗序》的译文，有问题之处，逐条列出，以供柏杨先生及《柏杨版通鉴》的读者参考。

一、《通鉴-神宗序》原文（以下简称原文）：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光辉日新。

柏杨先生译文（以下简称柏译）：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日向前进步。

这是宋神宗《资治通鉴序》的第一句，柏译有几处未妥当：

1.把“君子”译做“高级知识分子”不十分切当。古人称“君子”，指才德兼备而言，译为“高级知识分子”未尽此意。高级知识分子中无德无行之人实在太多了！

2.原文“多识前言往行”的“多”字是形容“识”，乃博识多闻的意思。文言文中“多识多闻”、“博闻强记”，是很普遍的话，绝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3.原文“前言往行”是前人的言行，译为“前代所发生的事情”亦不十分恰当。

4.原文“刚健笃实”含有刚正、强健、诚笃、坚实等意义，译为“心理健康”亦未能尽原文之意。

二、原文：《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

柏译：《书经》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的全神贯注。”

这是序文的第二句。柏杨把“时惟建事”译做“时刻不停的全神贯注”是错译。原句“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出于《书经》的《说命篇》，是殷代大臣传说告诫殷高宗武丁的话。《尚书正义》注文解释说：“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于古训，乃有所得。”这条注文，旧说是出于汉代经学大师孔安国之手，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亦据此本做疏。此解应接近愿意。参考其意，似可译为：“君王应该广求见闻，适时建立事功”较为适当。柏杨译为“时刻不停的全神贯注”既毫无根据，与原文表面字义亦相去甚远。

三、原文：汉司马迁紬石室金匮之书。

柏译：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

柏杨把“金匮”译为“皇家库房金柜”是大失原意。“石室金匮”一语出自《汉书-高帝纪》：“天下即定……与功臣刻符作誓、丹书铁卷，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注曰：“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可见金匮是藏于宗庙，以保存最重要的公文书。故《汉书-司马迁传》说：“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馈（匮）之书”，神宗的序文即引用此句。柏杨先生见有“金”字就误以为“皇家库房”与祖庙对称，不知“金匮”亦是藏于宗庙的。

四、原文：汉司马迁……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

柏杨：汉王朝司马迁……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2698年），最晚至于鲁国发现麒麟（前481年）（共2218年）。

柏杨先生这条译文有两处有大问题：

1.译轩辕为“黄帝王朝第一位君王姬轩辕”不适当。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开始于夏代，这是史学上的共识。因为夏代以前，我先民的活动仍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未具国家形式，所以《史记》第一篇称《五帝本纪》，记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位上古杰出的领袖。第二篇《夏本纪》乃专记夏代一代事；第三篇《殷本纪》，专记殷一代事；第四篇《周本纪》，专记周一代事。可见由《夏本纪》开始，然后专于一代，可以说夏代是中国王朝的开始。我们再看《五帝本纪》记载帝舜的世系就明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可见舜虽与黄帝同姓，但已六世微为庶人，帝尧物色帝舜，初经四岳的推荐，再把两位女儿嫁给舜，以观察舜的内行，又用种种试验，经过二十八年的观察，确认舜有才德，然后禅位于舜，这与夏王朝以后甲天下传子孙的继承法截然不同。《史记-五帝本纪》又说：“自黄帝（轩辕）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国号尚且不同，实不宜统称为“黄帝王朝”。

2.原文“至于麟止”柏杨译为“最晚至于鲁国发现麒麟（前481年）（共2218年）”真是大错。鲁国发现麒麟，是孔子《春秋》绝笔之年，亦即春秋末年，正是柏杨加注的公元前481年。此年不是司马迁《史记》停笔之年。司马迁《史记》断迄于何年，《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太初是汉武帝太初年。班固说《史记》叙事“迄于天汉”。天汉是汉武帝天汉年。因为《史记》是纪传体，不是编年体，很难确定断限于某一年，只能确定断限于某世。《史记》叙事迄于汉武帝之世，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宋神宗的序文怎么会说《史记》叙事止于春秋末年呢？所以序文中“至于麟止”，绝不是指春秋末年鲁国发现麒麟之年，而是指汉武帝行幸雍县，获白麟，作白麟之歌之年，是年改元为“元狩”（见《汉书-武帝纪》），这年是公元前122年。柏杨先生不知汉武帝有获白麟改元之事，尚不足深责，但竟然不知《史记》叙事至汉武帝，把“麟止”随便译做鲁国获麟之年，还加注公元前481年。这个错误，真真不可宽恕。麟止之年既错，则柏杨加注的“共2218年”亦随之而错，应改正为“共2577年”。

五、原文：光之志，以为周积弱，王室微。

柏译：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凌替，皇族衰弱。

把“王室微”译为“皇族衰弱”不适当。“王室”不应译为“皇族”。因为中国历史上把天子称为“皇帝”开始于秦始皇。秦始皇以前只有“三皇”、“五帝”，未有合称“皇帝”的。秦王二十六年，统一天下，更正名号，把古代三皇五帝合成一尊号称“皇帝”，以后天子俱称“皇帝”。有“皇帝”然后有“皇族”。周代天子只称“王”，不称“皇”，所以不应称“皇族”。此虽一字之微，但与中国古史演进的观念有关系，不宜轻率乱用。

六、原文：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

柏译：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国务官（陪臣）韩、赵、魏当封国国君（诸侯）。

柏杨把威烈王译为“三十八任国王姬午”而反以威烈王做注释。《柏杨版通鉴》全书都采这种体例，其实只是标新立异而已，不如仍称威烈王而加注任数及姓名于后，对读者会更为有益。

又既称任数，则任数应准确有据。定周代国君的任数，历来以《史记-周本纪》为根据。《周本纪》所叙周天子的次序为：（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8）孝王、（9）夷王、（10）厉王——周召共和——（11）宣王、（12）幽王、（以下为东周）（13）平王、（14）桓王、（15）庄王、（16）僖（鳌）王、（17）惠王、（18）襄王、（19）顷王、（20）匡王、（21）定王、（22）简王、（23）灵王、（24）景王、（25）悼王、（26）敬王、（27）元王、（28）贞定王、（29）哀王、（30）思王、（31）考王、（32）威烈王。威烈王应为三十二任，非三十八任。其中第十七任惠王时有叔父颓之乱，惠王出奔，二年后郑及虢伐颓，复入惠王。第十八任襄王时又有王子带之乱，襄王出奔，后来晋文公诛王子带，迎襄王复位。第二十六任敬王时有王子朝之乱，敬王出奔，后来晋率诸侯入敬王，王子朝复为臣。惠王、襄王、敬王虽曾一度出奔，但当时诸侯仍尊之为天子；叔父颓、王子带、王子朝作乱逐君，当时诸侯不奉为天子，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根据事实，不以之纪年，以示不承认其为天子之意，这是带有一番历史意识。柏杨先生编的《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把叔父颓、王子带、王子朝均列为天子；又将惠王、襄王、敬王出奔复入分为两任，所以增加了六任，于是威烈王成为第三十八任天子。柏杨据自己所编的书，改动历来史学上的共认，只求标新立异，既不适当，更引起读者的纷扰。

七、原文：（《资治通鉴》）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柏译：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文章词藻的选集。

柏杨把“册牍之渊林”译为“文章词藻的选集”很不妥当。因为《通鉴》是一部编年史，所记的全是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政治、人事活动与制度的纪录，不是一部文学选集，与《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之类不同，绝不可以称为“文章词藻的选集”的。

八、原文：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柏译：孟轲说：“我对于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

柏杨先生这一句又译得大错。孟子这句话出于《孟子-尽心篇》。原文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武成”是《书经-周书》中的篇名，述武王伐纣成功，示“武功成而文事修”之意，篇中记载武王伐纣的经过，有“血流漂杵”的话，孟子认为这话不可信。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书》是指《书经》，“策”是指古代记事的简册。孟子的意思是说《武成篇》不尽可信，我只取信其中的二三简册而已。因为《通鉴》也不是全部抄录旧史，而是于旧史有所选择的，所以《神宗序》文引用这句话。柏杨先生对此完全不了解，既不知“武成”是《书经》的篇名，把它当做武王与成王，又不识《孟子-尽心篇》的原文原意，于是把“取二三策而已”译为“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真真不知所云！

我前一篇评《柏杨版通鉴》的文章，指出柏杨先生译《通鉴》的正文，开始才几百字，便大错十余处之多，现在读他所译的《宋神宗序》，原文不过五百余字，柏杨先生又错译如此。这样不负责任的翻译，实在使人既惊且叹！

谁是丑陋的中国人？汪子飏

——从柏杨成长的心路历程谈起

柏杨的书——《丑陋的中国人》——风行海内外。在报章杂志上也常见到评论该书的文章，我也来凑个热闹写一篇。

丑陋的什么，这类引人注意的题目，早已不新鲜，早在五零年代初，美国的著名作者已出版过一本畅销的《丑陋的美国人》，后来有人出版过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也很畅销。无论丑陋的美国人或丑陋的日本人，都在讥笑这二个有钱国家人的暴发户作风，庸俗无礼。当然，柏杨心目中的中国人，更要丑陋，比较之下，丑陋的美国人和日本人，一点都不丑陋了，甚至还很标致哩！

柏杨是种族主义者？

《丑陋的美国人》或《丑陋的日本人》，可称之为一种社会性的讥评，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则可说是一种种族性的讥评。例如柏杨所讥嘲的民族劣根性，如吐痰、不守法等都是“社会性”的，而他把它当做“生物性”的。假如柏杨不是中国人，他的议论足可定型为一“种族主义者”（ARacist）。种族主义曾在十九世纪盛行一时，但到晚近早已不吃香了，而种族主义者亦早已成为过街老鼠。有识之士，更早已见及，说某一民族特别丑陋，与说某一民族特别优秀，都一样地幼稚可笑，何足深论？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大可笑而阅之，如果阅后瞪眼吹胡，反而是一般见识了。我觉得可以深入一谈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位作者先生。如果知其人，则其书更不值计较，反而值得同情了。

遭生父继母逐出家门

柏杨自幼丧母，所以他有一个晚娘，晚娘既有生育，不但偏爱己出，而且虐待柏杨。己出有好东西吃，柏杨常常挨饿；己出有漂亮衣服穿，柏杨常常挨冷。打骂当然更不在话下。当他十一、二岁时，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与晚娘起了冲突，一时负气要走，柏杨说如果他父亲说一声不许他走，他会乖乖地留下，他有何处可去呢？但他的父亲居然不作一声，装聋作哑，这个未成年的柏杨，只好硬头皮，浪迹江湖了。你瞧，柏杨的父母（生父与继母），不是一对丑陋的中国人吗？

柏杨没有了家，入了党。这个党就是国民党。他在国民党大家庭中，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小家庭，并且成为“文学侍从之臣”，直达天听。哪知，忽然有朝一日，因为翻译大力水手的漫画，无意间影射到蒋氏父子二个人在孤岛上竞选总统。这还了得，第一天抓进去，就是无缘无故地一顿毒打，想把柏杨置于死地，但是到底时代不同了，总不能因龙颜大怒，而置人于死地，于是要柏杨承认是共匪，软硬兼施，柏杨哪肯承认，最后在查无证据，事出有因的判决下，送到火烧岛服刑九年，并且强迫柏杨的妻子离婚，拆散家庭。你瞧，柏杨在家里碰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又在党里碰到更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在狱里，读二十四史度日，难怪他在历史里看到的尽是阴险奸诈了，就像写《狂人日记》的狂人，在圣贤书里，只看到吃人二字。话说柏杨在狱里数馒头，好不容易数到头。哪知出狱那天，狱卒把他从一个囚室引入另一个囚室，说是台北没有人要他，还是待在这里吧！这下子柏杨真被丑陋的中国人整得头发全白了。幸亏他的女儿嫁了美国人，因洋女婿出面，总算回到了台北。你瞧！外国人不是比中国人要高一筹吗？洋女婿不是比柏杨生平所见的中国人都漂亮吗？

投靠国民党被冤屈

我很同情柏杨的遭遇，有时想到他的遭遇，忍不住要骂一声他妈的！柏杨绝对有资格，更有理由，写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列传》，把他一生经历到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个个活生生地写出来，应可展露一下现代的春秋笔法。可是，柏杨为什么不写有姓有名的丑陋的中国人，而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呢？我一直不明白。

只有战士形象虚衔

最近看到李敖评论柏杨的文字，才警觉到柏杨原不是一个战士（鲁迅所谓的战士），他有战士的形象，因为他是有名的政治犯，但他当政治犯是被动式的，绑鸭子上架式的。他一直是想当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他一直是敬仰蒋主任的（最近还写了言短情深的悼文）。他被抓进去后，还可怜巴巴地在黑狱中，盼望他的“上帝”能够拯救他，终于知道他的“上帝”原来是“魔鬼”。

中国人不必“移的就矢”

柏杨在黑狱中，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如今他又有了颜如玉，又有了黄金屋，还有名利双收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李敖怪柏杨连讽古喻今的字眼都不敢用，他原不是战士，难道自炼狱归来后，希望他成为战士吗？不过，他虽不敢捋虎须，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能不发泄一下吗？我认为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请问哪一个中国人会以为柏杨指他而来呢？说十亿中国人如何如何，十亿中哪一个会以为是他如何如何呢？如果我们知道柏杨虽泛指“丑陋”，原有特定的“丑陋”在胸，是有的放矢，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我们又何必移的就矢，辩说中国人不丑陋呢？文成有诗寄意曰：

李柏风情原有殊，同流清浊各分趋；

百花虽放终嫌丑，唯见傲枝开八株。

1988年2月2日

叶落枝残诉柏杨水逆蕃

前言

六十九年前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民主与白话文的同时，亦兴起了全面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论”之热潮。这种近乎情绪反应，不够成熟，禁不起现代社会学检证的“热潮”却一直在中国或高或低延续着。而且由此而开始了一昧只知自怨自艾、自卑自责的变态心理“传统”。到了六零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走向另一极端，反传统亦全面排外反西化。而在台湾则掀起了中西文化论战，非学院出身的柏杨无法参与论战，却挟五四全盘西化热潮的余绪，肩负“变态心理传统”的重任而大写其感性直觉的杂文。五四时代的人物，虽反中国封建落后的制度和思想，但放开眼界看全中国所有的人而对中国人的潜能、民族性，再创造新中国的可能性，未曾了却信心。今日的柏杨却把他在台湾小岛上生活三十多年，接触多半为官僚、小市民阶级知识分子的言行表现，当做是全中国人的普遍民族性，而一昧做着自怨自艾自贬自责自辱的自我作践！这种“以城市之点包围农村之面”的作法，实在是对中国广大善良、诚实、勤劳、能耐的中国人之莫大辱蔑。

一般议论文章之受大众欢迎，主要原因有二，一为符合一般大众的知识水平，二为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而文章本身可未必真的好，更未必有真价值，尤其未必言出了“真理”。柏杨的杂文之受到许多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赞同，因在心理上正中了他们自责自卑的情结，故一拍即合，一纸风行，逼得柏老（现在可称“老”了，二十多年前为假老）六十多岁还在喋喋不休。但唠叨了二十多年实际的效果如何？虽然赢得了许多附和和赞叹者，但如果由此就可被认为他说的对，说的都是至理的话，那么希特勒的演讲不但不该是遗臭万年的谬论，而应为流芳百世的真理矣！柏杨千该万该批评社会的黑暗面，但却不该也不能贸然将“黑暗面”之发生归罪于中国人普遍的民族性——连什么是中国人普遍的民族性，因你为何是中国民族性，都还未能确切界定，但且要将此“民族性”和中国传统之劣的一面挂钩，可是又提不出确实有力的证据，更拿不出学理的论证。所以还请自知自重不要再做此种“进一步”的说辞以惑众了！喧哗可以取众，但永远取不了普遍的真理。历史上某些帝王将相之残无人道，因而就足以证明中国文化残忍，中国民族性冷酷？西方历史上抓到权柄的人其作为又如何？到底是“权势”腐蚀“人格”呢，还是有所谓先天遗传造成比较低劣人格的“民族性”？如果柏老还是要说西方帝王就是没有那么残忍，那么只好请他再去多读点外国历史了。

从柏杨百万言的著作看来，他自以为深透了解中国人性，故他必知中国人最讲究“面子”，保住面子什么事都好商量，扯下了脸皮则不得交道了。今日他的杂文却直指中国人普遍有如此这般的劣根性，而言这是中国人普遍的民族性。不说不知，或许不好意思明目张胆而行，经他“一语道破”原来中国人大家个个本性就是如此，那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还要顾什么面子？岂不可能觉得更不需改过，更可我行我素矣？扯下脸皮来谈交易，这岂非柏老自相矛盾，按错了脉？一是一，二是二，坏官是坏官，岂能虚做有学问状，把绝大多数的良民也拖累了？柏杨指责了二十多年的台湾，过渡到工商业社会了，不妨请他自己冷静理智地去审视一番，大多数官、商（不言普通百姓了）的人格，普遍比二十多年前高尚了吗？揭发黑暗面一点也没错，但柏杨还一面在说中国文化当然有优良的方面，中国民族性也有好的一面，但到底优在哪？好在哪？他却推托已经太多人说了，不必谈了而不愿置喙。与其只知单面消极地指派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的不是，不如积极地发扬优良的一面。至少也应做到有指责亦有鼓励，人的精神才有出路，才有转向的目标。如果优好的一面，真的太多人讲了，但为何不太见效绩？显然不得其道，妙笔不够生花，故此有赖柏老如椽之巨笔发挥正面的功效也。一昧自卑自怨自贬自虐，只有造成民族自尊自信的沦亡，何来更新创进之可能？

日本接受西洋文明的态度，适足做为世界各国借鉴。它一面虚心极力吸收学习西洋科技政经优良的方面，另一面又极力维持自己本国传统优良的人文精神，以不卑不亢的态度来从事文化交流，结果保存了自尊自信心，实现了“拿来主义”。不要说现今的日本人不喜买外国货，就是二、三十年前日本产品尚远不及西洋时，他们仍不愿买外国货，何也？没有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心也，足见民族自尊自信心乃振兴民族的重要法宝。相信柏老也会同意，近代的中国人就是缺少自尊自信。那么为何以前如此有自尊自信，而近代尤其是五四以后，则丧失到“唯洋大人马首是瞻”？是否自五四以来全面否定传统全盘西化论者，以至于今日您柏老的论调要负相当责任？

柏老的文章尤有甚者，他访游美国两次后发表的观感，对他的洋大人惊讶赞叹之声，几乎令人不忍卒读。其实他只需在美国住上三、五年和洋人一起工作、生活、利害相关（笔者在美、加居住了二十年），再尽量去接触各阶层的人（不只是学院里比较有学识比较顾到个人尊严者），只要他还有明辨的理智，谅他会再度感到惊讶，为何他所谓的丑陋的中国民族性，竟然在洋大人身上也几乎应有尽有？胡适之指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不知足”的，而且视金钱物质为人生唯一最大价值和追求目标。柏老只需凭他的常识就足以判断这种人的“人格”可能高尚到哪里去？又如何有可能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可敬？

近来海内外论坛虽有不少谈论柏杨的文章，但少有就柏杨文章本身深入剖析，指出其中矛盾不通之处，或进而指出其人本身言行与文章之间的“内斗”者。如果这两方面不厘清，则柏杨文章负值的影响可能远盖过正值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柏杨也是中国人，很遗憾他说道者本人，仍然时时犯着其痛责的“邪道”之病；他的头脑虽不时时“浆糊”，但有时“浆糊”起来是可怕得足以陷人于死地的“沼泽”。至于他的三层议论：一、丑陋的中国人，由于二、中国人的民主性；中国的民族性根源于三、中国的文化传统。由于他的百万言文字反映说明了他的学识能力，大致上只足以担当第一层的议论，但他不但要涉足第二层，还要更上一层楼遨游第三层。故也难怪他处处显得捉襟见肘、穿凿附会。笔者不材，有见于此种种，故试图就柏杨文章本身及其文章与他本人之间，这两方面做一点探讨的功夫，于是乃有下文之作，希望能引起一点抛砖引玉之效。

本文

柏杨的杂文揭尽了中国人的丑陋面，他归因于“酱缸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民族性。本来所谓“民族性”是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要求知其所以然求得比较确切的答案，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柏杨根据在台湾三十多年的生活经验，抓着人们言行的表象，就痛责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未免从“前提”跳到“结论”，其肤浅偏颇自所难免。当然从其文中可探知他不是有深厚学识根基的学者，故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太多。但做为一个广受欢迎的杂文作家，总应有相当的“知识真诚”，对其自身的言论要有相当的责任感——即不曾确知或只见其表象的事，必须三思确证然后言。否则对一般大众误导造成思想见识的混淆，影响社会人群的认知与自信心甚钜。

人性、民族性的问题最难谈，历来浩瀚的研究论文及书籍所言，也不过就时、空的界限内揣测，难有断然的定论。但人性、民族性的问题也最易谈，君不见街头巷尾、三教九流的人物均能侃侃而谈，而且有截然的论断。柏杨所披露者，与其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性，毋宁说是各民族均有的通性，问题只在于程度之深浅及显隐之差别而已。柏杨所见的中国人之“丑陋”，可能大致只能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最为显现的丑陋而已。至于缠小脚、宦官制度、扎辫子等历史上的陈迹，比起西方界别森严的奴隶制度，贵族不尚求知而愚昧地信靠神明、宗教迫害的黑暗以及美国的黑奴制度如何？西方传统文化病态的包袱亦大亦重，但今日大致上他们却能抛开创新，何以见得中国人不能？何以见得今日中国人的丑陋一定是根源于传统文化？“丑陋”必须比较之后而言较有意义。“将现代人的言行完全归因于传统文化”是个相当复杂且难以成立的假设，但他竟敢大胆地将一切丑陋面归因于中国文化之恶劣。现代文化哲学的研究，已发觉无法在单一绝对标准下评定文化的优劣。一般有识之士，例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即确认只有科学可为通行世界的客观标准，其他文化价值并无统一的标准。

柏杨见识的最大缺失，可能是他忽视了时代、环境及经济对人的行为的态度的支配性。今日中国人之“丑陋”不能全怪文化，事实上有其内因与外因。只怪自己文化不好和只怪外人侵略压迫一样不符事实不通之至。所谓“不要怪人，只怪自己不争气”这种肤浅、片面、不析事理的人云亦云论调，正是酱缸式的“和稀泥”看法。中国人一盘散沙勇于内斗，但为何地比欧洲大且各区隔绝，人比欧洲多且亦不同方言，却统一的时代远多于分裂的年代？而欧洲却形成诸多小国互斗不已？一盘散沙，一穷二白且手无寸铁的人民却能组织团结起来，建立庞大的新中国，而且近四十年来历经多次政治风暴的浩劫，仍然没有四分五裂，其故何在？全凭共产党领导有方，手段高强，极权专制压迫？革命之成功、国家之统一，固然由许多内外复杂的因素促成的，但是如果大多数的人民都确实没有一点凝聚力的话，如何可能发动组织得起来？足证中国人固然不合作最爱窝里斗，但是并不如柏杨所言过甚其词之差。

柏杨对现代中国人行为态度表象的指责虽多半符合事实，但对于“之所以然”却始终没能提出答案，始终教人“莫宰羊”。但他偏偏强要给答案，所以到头来只有充分地自暴其学识之“丑陋”。柏杨对于西洋的见识，尽见于其游学观光北美两次后，所作的演讲及文章内。一句话：“只触皮毛，未探骨肉”，但他却大胆地做了整个生理、病理的大论文。他不需在美国住上十八、九年，也不需住上八、九年，只需与普通的洋人（非学院受高等教育者）住在一起或一齐工作三、五年，彼此厉害相关连，凭他聪明人必然明白“洋大人”是怎么回事，到时只怕他慨叹“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致上看来，柏杨杂文提醒中国人自我检讨反省，自有其积极肯定的意义和价值，但其误差的方面却可能有极大极坏的危害。我们能因大致上是正面的而就不追求其误差的一面了吗？这种“差不多，马马虎虎”、“和稀泥”的态度正是柏杨极力批判反对的“酱气”。怎能以“酱气”反薰创立“酱缸原理”的祖师爷？如果他本人确信其所言，则必然希望人们诚恳据理认真地痛批其本身。或曰今日的中国只有努力现代化大力改革，才能迎头赶上欧美，柏杨的杂文既有助于现代化的推行，故不应再攻击他挑他的错。这种政治挂帅、经济第一而不究是非对错的态度，又是另一面的“酱气”来袭！是可忍孰不可忍耶？既然中国人做事难有大成的根源在于“不够认真”，则有而且只有大力提倡实践“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但二是二而且三就是三！平实唯真理事实是遵的做人处世原则，亦即尽量拿出如殷海光先生的真与直的精神来，国家才能踏着实地真正走向现代化。不然只有从旧的虚伪走向新的浮夸，永远在两头虚假的梦境里蹉跎，何来立定落实？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正是不诚恳不真实的处世态度，正是两极偏端飞行的护身符，正是为着目的不择手段的催眠曲。

柏杨的杂文、尤其是涉及他的“西洋境及洋大人”者，有不少虚妄、不实不通、浮夸阿媚的盛气，换句话说，也就是有他自己所痛恨的“酱缸之气”。柏杨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见其《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但读者不妨冷静客观地查查看他的文章里有多少这类话？例如他说：“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柏杨说：“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做为判断标准。”但他杂文所表现的岂不多半如此？尤其以他遊洋的观感更为明显如此。这就如有人说：“讲粗话是低级的，你们不可讲粗话。怎么还在讲？他们的龟孙子，你们到底听不听话！”这该是何其荒谬地自打嘴巴！本来医生也是人，也会生病。当他本人为病人诊治处方时，可能他自己也正染上相同的病。柏杨既然不否认他自己也是中国人也可能有同样的病，那么相信他绝不会讳疾忌医的。医生有病却偏要勤于接见病人猛开处方，假如不医好很可能会传染给去例行体检的健康人，也有可能传给原无这种病的人。故我们怎么能不认真正视柏杨本人及其杂文本身的病态？

笔者近读柏杨大作——《崇洋-但不媚外》，发觉他本人在酱缸内翻腾飞舞，恰似一条大蛆，叹为今古奇观，愿试在此剖析该文如后，与读者共同研究并请教正。柏杨在该文中说：“……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黏在一起，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崇洋’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

谁能说“崇洋”与“媚外”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恐怕只有不经“常识”判断的柏杨，才能把它们用裁纸刀一分为二。明明相距咫尺，偏要效法孙行者翻腾十万八千里，且要乘风骑马又骑牛！“崇”者，崇拜也，尊也，《礼》祭统“崇事宗庙社稷”。“媚”者，说也，见《说文》，按说，今悦字；六书故云“女为容悦也，本义如此”；爱也，《诗》大雅下武“媚兹一人”；谄也，《史记》佞幸传“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由此看来，大凡对于崇拜尊敬者，多会悦之、爱之或谄之也，这是人之常情。换言之，即“崇洋”者往往会“媚外”，而“媚外”者却常常已先“崇洋”。两者虽然不如万能胶之黏合凝聚，但至少有如普通胶水般的黏着。柏杨也者，岂会不明此两字之意义？

但是他接着列了一大堆“清单”——开汽车就是崇洋、头发左右分是崇洋、穿高跟鞋是崇洋、穿西服是崇洋、吸纸烟雪茄是崇洋、用电炉瓦斯是崇洋、握手喊“嗨”是崇洋、看电影是崇洋、拨电话也是崇洋、用电灯当然也是崇洋……等等。这倒要问问柏杨，到底“崇拜”与“欣赏、喜欢”有没有分别？两者难道在同一层次上？一件工具或一种生活方式，从客观、理性、科学上分析比较看来，实用方便而用之从之，就能评之为“崇洋”？一定要到了“崇拜”的程度才会采用？而且他把因客观效用上的选择和只模仿外表形样并不合效用原则的选择，这两码子的事混同，均视之为“崇洋”；其实前者“未必”是，而后者则“可能”是而已。今日的世界文化交流得厉害，互相接纳混同得难分彼此，几乎无国界可言而几乎可言之为世界一体矣！如照柏杨的“崇拜论”看来，岂非人人都成了“崇拜狂”、万神崇拜论者了？难道酱缸创始人是“浆糊罐”头脑，观念无法明而析之？

非也！明明是酱缸创始人想挣脱“崇洋媚外”的金箍，而不惜曲解字义而大做文章也！因故意不把“题”解正，故文不对题，结果是废话成筐成箩。充分地冒出了不求甚解、和稀泥、文字欺诈、死不认错乃至于置死抵赖的热烘烘的“酱气”！大师本人施法，何堪抵挡？幸好他自己承认了彻底的“崇洋”，但却偏想推开“媚外”。他到底媚不媚外？从他的言行中证据昭彰，岂容抵赖？现在拿他的美国之行的杂感——三句话为例样，试探如后。

首先我们感到他在“三句话”里那副摇笔杆连带地摇头又摇尾，前一句“洋大人”后一句“洋大人”，左一句“白老爷”又一句“白老爷”的媚态。他把美国人将“对不起，谢谢你，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的“德性”捧上了天。殊不知美国人的“三句话”就如他柏杨先生文章里的“三字经”一样多、一样普遍习惯成自然的“脱口秀”罢了！我们何能特别认真看待？更殊不知瑞士人却是不惯说“三句话”的，但以一般标准来看，他们只有比美国更文明，故“三句话”虽有社会交道的效用，但并不一定代表了什么。但他竟敢下结论道：“三句话塑造出一个欢愉健康的民族，一个祥和理性的社会，和一个强大宽容的国度。”他知不知道美国有多少精神病人？与其他西方国家比较比例有多高？多少贫病无依的人，占人口比例之多少？他恐怕做梦也没想到美国新近调查发现，全国有二千万人在贫穷线下，入不敷出天天都在挨饿！他们有何欢愉健康可言？他有没有打听到美国的暴力、谋杀、自杀案件之增长率？有何祥和理性可言？有没有发现种族歧视的事件是如何地普遍增长？又有何强大宽容可言？他有没有追究“美国人”从何而来？因何而来？历史、文化传统及交往习俗，对人在“应对态度”有何影响？而较近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使美国成了民族的大熔炉，这与“对人接物”的态度又有何决定性影响？他所撞见的是何种阶层和身份的人物？与其他国度比较，一般美国人可说“丰衣足食”，这种生活条件对他们的情绪与言行举止又有何影响？他们有充分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怨气有许多自由发泄的机会，这种条件对人的言行又有何决定性的影响？柏杨的结论抛开了历史、文化背景，无视于社会生活环境，更忽略了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只抓住了一点大众言行的表现，就论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优劣。这就是“媚外”心态使然也！再看看他的“礼仪之邦”，“排队国”等篇章，那种受宠若惊，唯恐赞叹后人之媚态，又何能脱掉“媚外”的外衣？

柏杨在《崇洋-但不媚外》中写道：“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禁不起思考，禁不起分析。”其实“崇洋媚外”近百年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形容词，有浅显确定的含义，柏杨何须搬出“语意学”这种“洋夹杠”来吓唬人？岂不又是酱缸祖师爷的“酱气”在作怪？他又写道：“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殊不知他自己的文章多的是“情绪激动的夹缠“，故也正是柏杨本人的特质之一。

总而言之，柏杨的《崇洋-但不媚外》一文，首先第一步他将“崇”字的含义曲解，将“崇拜”与“欣赏、喜欢”两种不同层次、情况的词儿划个等号视为等同语。第二步不厌其烦地大举例证。把人们经由客观科学效用分辨后的选择和不顾科学效用只求外表形样的模仿，也视为相同，均名之为“崇洋”。而大力网织其“崇洋论”的普遍权威性。第三步毫不着墨于“媚外”的检讨与反省，有意一笔带过，以图塑造其“崇洋但不媚外”的“翻天印”。如此这般“禁不起思考，禁不起分析”酱气十足的“三段论”，竟然出自反酱缸文化之祖师爷的大手笔，确为“盖世奇宝”无疑矣！是可忍孰不可忍耶？

虽然柏杨的杂文对除旧布新推行现代化可能有帮助，但岂能因此而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对错，不见其本身的“酱气”，而以“不认真、差不多、大致正确肯定即可”这种他本人极力反对的做人处世态度来反施其身？柏杨也者，固然有其正确足以肯定的一面，但也有其歪邪应以否定的另一面。而柏杨这些杂文既不是科学论文，又不是文艺小说，而是讲民族性、论习惯，谈做人处世的道德文章，所以对其“文章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言格”，以及其人实际行为的“人格”，也必然是人们应当认真留意评判的一面。柏杨！柏杨！有“柏”也有“杨”！柏杨的附和者，怎能只见其常绿乔木苍翠之“柏”，而不见其叶落枝残的“杨”？

（《华侨日报》，1988年2月23日-26日）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大风

在台湾，曾经与李敖齐名的柏杨居然自动回到被他最诅咒的中共统治下的“解放区”，他的行为和他对中共的抨击极不一致。

到底中共可怕不？

在他出版的《鱼雁集》中，请看他骂中共的话：“柏杨先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我是在解放区经历过的，迄今二十年矣，有时候晚上做梦，仍梦见身在人民政府管制之下，惊醒时汗流浃背。”如此害怕共产党的人，居然又大摇大摆的走进解放区，到底共产党可怕不可怕？还是柏杨口是心非在那里危言耸听。也许共产党的可怕只是在梦里，和对那些大梦不醒只知醉生梦死的人而言吧！

在《鱼雁集》中还有一段更刻薄的话：“共产党的厉害在于阴险恶毒，他活埋你的时候都有两个人小心翼翼扶你下坑，而且好像扶你坐上席似的，还毕恭毕敬曰：‘老伯伯，慢一点，小心碰了腿！’这是一个多么可怖的镜头。”柏杨先生是否被共产党活埋过，或是否亲眼目睹过这一可怖镜头？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至少，共产党并没有碰柏杨的腿；而柏杨老先生的尊腿却是被国民党特务修理断啦。这是台湾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柏老一再奔走呼号的伤心事。国民党特务用外裹棉布的铁棍敲打柏杨先生的膝盖，一面打，一面安慰他说：“郭先生，要是痛的话就请讲，千万别客气。”第一次打碎了膝盖骨，国民党替他医好，然后再打。打的时候，特务非常关心的对他说：“不要紧，打坏了我们会替你医好，总不能让你瘸着腿出去。”

柏杨专捏软柿子

国民党特务的阴狠毒辣，激发了柏杨先生的灵感，使他得出一段共产党活埋人的可怖的谎言。俗语说：“冤有头，债有主”，柏杨为什么不敢责骂打他的国民党，反而张冠李戴，挖空心思，去中伤共产党，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共产党比较宽大，不计旧恶，何况邓小平说过：“共产党不怕骂，骂不垮的！”所以共产党好欺侮，而骂国民党，就必须想到陈文成和江南先生的下场；其二、正如柏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所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

说到毒话，再看柏杨在《蛇腰集》中对中共的攻击：“共产党是一群疯狂了的毒蛇，不畏天理、不畏舆论、不畏亡国灭种、更不畏历史审判。呜呼，这也难怪，你听说过畜生畏这些乎？畜生只畏鞭子，共产党眼眶里只有鞭子。”骂人骂到畜生，可谓恶毒到顶了！只为了讨好国民党而骂骂中共，实在用不着骂得如此恶毒。柏杨欺侮共产党，可谓欺侮到家啦！使人想到阿Q摸小尼姑的秃头。参照柏杨先生的言行，借用柏杨先生的文章模式，似可以赠柏杨一个雅号：专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的“五话牌糟老头“。难怪有人说，《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是柏杨的自我素描，从柏杨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全部丑陋。

能否出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其实，“五话牌”还不算柏杨最丑陋的一面；他最丑陋的是无原则、和稀泥、没有骨气而一身“酱气”，他被国民党长期囚禁、残酷修理，照说，与国民党应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他不但认贼作父，口口声声说，视蒋经国为父执辈，在国民党最困难的风雨飘摇时期，跑到美国替国民党摇旗呐喊。一九八四年末，当国民党谋杀江南被指认为凶手，加上中共收回香港及一举夺得十五面奥运金牌等冲击，限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的绝境时，做为政治犯的柏杨，突然钻出来为国民党宣传：一方面说中国人要生活幸福而不在乎国家是否强大；一方面又说中国统一是大家的愿望，但不争朝夕而在万年。唱这种国民党官方一贯的滥调，柏杨的用心是很明显的了。虽然柏杨信誓旦旦，再赌一块钱，绝不当国民党的文特；但反调分子忽然唱起顺调来，这种突变如何解释？何况，如与国民党没有暗盘交易，柏杨能被允许处境吗？为什么李敖、张学良、孙立人都不能离开台湾，李敖说：“能否出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能出境的就是自己人。”三十年来，柏杨从青年救国团干部，变成反调分子；又从被特务修理的政治犯，转变为能出境的人，变化之大真叫人很难处变不惊。李敖说得好：“最坏的共产党是叛党的共产党，他保留了共产党的缺点，而丧失了共产党的理想；最坏的国民党是不叛党的国民党，他坚持邪恶至死不悟。”像柏杨这种背叛了国民党而又吃回锅肉，重新再投入国民党怀抱的人，又将如何评定？柏杨这种是非不分、善恶莫辨、和稀泥、两面性、乡愿、善变，不正是《丑陋的中国人》书中所令人深恶痛绝的“酱气”，柏杨身上有如此浓厚的酱气，则柏杨先生岂不正是一只活酱缸。

看柏杨想李敖

看到云游大陆的柏杨，想起困居台湾的李敖，中国人毕竟也有美丽的！当初李柏齐名，如今云泥之别，人与人的差异太大！李敖先生坚持正义原则及反蒋反国民党到底的道德勇气，可爱、可贵、可敬。

报载柏杨拟在上海某大学做公开演讲被取消了；又说，柏杨要把三万五千美金的稿费捐做文学奖，在北京不得要领，在上海，上海作家协会表示接受，而柏杨又不肯。不知柏杨又在和什么样稀泥，搞什么花招。有人怀疑这个“五话牌”糟老头，很可能本性难改，又在那里说大话、空话、假话、谎话，甚至毒话。也有人认为中共当局阻止柏杨借演讲之名而混进青年学生队伍，倒是有知人之明的英明措施。盖柏杨当时被逐出青年救国团，就是因为借团务活动而与大学女生乱搞男女关系。虽说如今的柏杨已是个望七之年的糟老头，但按照他发明的“说不准学”推而论之，糟老头老入花丛的可能不是没有。何况他在其《神魂颠倒集》中自白说：“本老头人老心不老；少妻能使老夫返老还童，不知死之将至。”

言格与人格相去太远

总之，柏杨言行充满矛盾，而且反反复复变化莫测：一下子反国民党，一下又与国民党一鼻孔出气；一会儿写文章骂共产党是畜生，一会儿又伸出手向“畜生”要钱；一方面装得道貌岸然评世道论人心砸酱缸，一方面无所不为满身酱气。他的“言格”与“人格”相去太远啦！

柏杨说：“大陆之行很失望，也很疲惫。”失望可以理解，因为共产党没有扶他坐上席；但疲惫些什么呢？共产党并没碰他的腿呀！当然，如果他在“解放区”不停的做梦，仍梦见身在“自由区”受特务修理，惊醒时汗流浃背，那就又当别论矣。（1988年11月12日）（《华侨日报》，1989年1月5日）

《丑陋的中国人》断想宗鹰

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据说成了海峡两岸的官方禁书而颇为两岸民众关注。台湾当局有无正式禁令我无从知晓。大陆当局的正式禁令我未曾见到，某报发表指责文章倒是略有所闻。民众的关注，有的出于真心赞赏，有的出于好奇求知，有的出于有心与官禁“对着干”。对立的官方同禁，而分离的民众同赏，这确实是一奇异现象。我情不自禁找来原著读一读。因为是断断续续地读，也就断断续续地想。所以，也只能写下一点一滴的断想。

丑陋，可恶不可怕。能不自讳，绝不自隐，敢见真容，正视真相，才可能化丑为美，化劣为优。这是我的断想之一。

我想起了《庄子》的《山木》篇那则小故事：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庄子意图通过这则小故事启迪人们：一个美人如果过于自信甚而至于自夸，就会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反而觉得她不美了。一个丑陋的人如果敢于正视真容，敢于承认事实，反而赢得别人的尊敬，甚而至不觉得其丑陋。当然美人之外貌美是客观事实，丑人之外貌丑也是客观事实。其自身的态度并不能改变这种美丑的事实，却可以引起审美者不同的审美感受、审美反应。推而论之，美丽的人如果自谦是不是可以使人觉得更美，丑陋的人如果缺乏自知之明是否也可以使人觉得更丑呢？这牵涉到外美与内美的关系，审美对象（美人或丑人）与审美者的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人当中就有不少劣性。这些劣性，就是柏杨先生所指出的“丑陋”。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丑陋”。“丑陋”的心灵、性格，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可变性。关键在于有自知之明和自否之勇。鲁迅当年之塑造阿Q以揭露、鞭挞“国民性弱点”，柏杨如今之写中国人的丑陋以揭露、鞭挞劣根性的积习，都是为了助长人们这种自知之明和自否之勇。

中国人有不少阿Q或阿Q的影子，并不等于中国人都是阿Q。不少中国人身上具有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阿Q精神，也不等于中国人身上只有阿Q精神。这种非全称概念与全称概念之间的“不等值”的逻辑常识是人们所共知的。同理，丑陋的中国人，并不等于中国人都丑陋，也不等于中国人唯有丑陋。为了引起省悟，引起疗救，着重揭露一下“丑陋”的方面，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丑陋，在大陆有，在台湾有，在港澳有，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区都有。在“文革”期间，人们见到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丑陋难道还少吗？散文家秦牧的《猎狗的风格》所描写的“猎狗式的人物”就是其中一种。在美国华人社会中何尝没有“丑陋”的人呢？一位友人把我借来的《丑陋的中国人》看完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熟悉的某某人就同柏杨所描写的那样。在落难而求援于人时甚至可以下跪在你面前，而一旦时来运转，春风得意又可以“一阔就翻脸”，连我们自己身上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现实造成的种种“丑陋”。

当年鲁迅塑造阿Q，引起一些人的责难。然而，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阿Q这个不朽典型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警醒，甚至世界上其他民族也由此照见了自己。法国的罗曼罗兰就承认法兰西民族中也有阿Q，也有精神胜利法。

揭露丑陋，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如果这种揭露是为了引起反省、警醒和疗救！揭之深、鞭之重，才能使人猛省，也才可能化丑为美，化劣为优。

见丑也要见美，见恶也要见善，见劣性也要见优性，才能避虚妄，求信实。这是我的断想之二。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有一个交代：中国人有不少优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不去多讲。由于他的着眼点在于揭露劣性，对优性略而不谈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即使为了反省、警醒和疗救，也有必要探寻一下丑陋、劣性相反的因素。

一个人，一个民族，要不被自身的丑陋压倒，不被自身的劣性淹没，常常要从自身的美善和优性中获得信心和力量。这绝不是一种糊涂的自负，也不是一种盲目的自信，而是真实的自我确认，恰当的自我估量。

鲁迅尽管在特定时期用无情的解剖刀去解剖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劣性，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也确有某种片面性。然而他对于中华民族的长处和优性却有着清醒的确认和估量。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他极为清晰地把自己的确认做了概括：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

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这是他晚年的思想。然而，他一直都在探求着中华民族这种积极因素。他对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等等的评价中都体现了他这种见解。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在几千年历史上不少，在百来年的近代史上也不少，即使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时期也不少。巴金最近谈到老舍、傅雷就点出了他们的骨气：他认为老舍用“自杀抗争”，“不过就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亦是如此。“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如果柏杨先生在尖锐地揭露“丑陋”的同时，也能深刻地展示“脊梁”、“骨气”，岂不是更能相辅相成？

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既是染缸，也是熔炉。这是我的断想之三。

柏杨先生把中国历史和社会看做是一个酱缸，虽有其符合实际一面，但不免失之偏颇。偏颇之一，只见酱缸，未见熔炉。偏颇之二，侧重人对环境的被动性，忽视人对环境的主动性。

我不禁想起鲁迅的《两地书》的类似提出。在《两地书》第四封信中，鲁迅给许广平写道：“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柏杨先生的酱缸说大体与此类似。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以至近几十年的历史都有可能把人们“染黑”或“酱住”的一面。在这方面而言，柏杨的解剖刀是切中腠理的。但是在《两地书》的第十封信中，鲁迅又提出了与上述见解相互补充的见解：“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和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变动的萌蘖。”我以为，他正是注意社会毕竟是一个熔炉的一面。中国大陆的“文革”，让一批丑陋的中国人做了一番表演，也让一批中国人显露了自己的丑陋，更“染出”或“酱出”一批新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某些新的丑陋的弱点。但是，它又熔铸出一大批与“丑陋的中国人”全然不同的新人。台湾和其他华人地区不也是如此吗？

我虽然承认柏杨先生“酱缸”说的部分合理性，但却不敢全然苟同此论。（《华侨日报》，1988年3月12日）

《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风波孙国栋

——兼谈柏杨先生的谎言及其近作

1986年11月号的《明报月刊》刊登我的《就教于柏杨先生——评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一年来引起出版界一点小小波浪。我最近眼睛虽有毛病，仍不辞目疾，写出心中的感想。

自从该文发表以后，八六年11月3日承美东的《联合日报》全文转载，后来有朋友在大陆，寄来八七年3月1日的《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把我的原文题目改为《中国人丑陋吗？》并把内文删节约四千字，刊登于第三版。在文末加一行注：“本文原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博览群书》杂志今年第二期刊登，本报转载，有删节。”删节之后，意思不完全，未能全部表达我的意见，缺乏说服力。我读后，有骨鲠在喉、未能尽吐之感。不料八七年7月，第四十三期《探索》杂志又转载此文，它不引《明报月刊》的原文，却引《光明日报》的节文，并用《光明日报》改过的题目。《探索》杂志的总编辑司马璐先生是我多年的旧识，我仍然不能不怪他的疏忽。

跟着，《明报月刊》编辑部转来《北京晚报》一位记者的信，大意说：“近见本报所载评《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不知这位孙国栋先生是否真实姓名，因为有人私下认为该文为大陆人所作，而且有点来头，化名在港刊出。”真可谓离奇怪诞。最近香港报刊有所谓“辛维思之谜”，难道孙某人也成谜了。我于1957年以前在报馆和杂志社工作，多写杂文，大都随感而发，随意署名，所用的笔名倒不少，现在我自己也无法全部记忆，最常用的是“孙慕稼”，因为我既深爱稼轩的词，又时怀遗世独立、遁迹南亩之想，于是兼采二义用“慕稼”。自从1957年在香港新亚书院任教以后，三十年来大多撰写学术文，刊载于各学报，全用本名，从此以后，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虽然人微“名”轻，《北京晚报》这位记者未免太多疑了。

柏杨先生为什么这样做？

最近又读到柏杨先生编著的《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一书，内容分上中下三辑。中辑名为《左右夹击》，内选文章四篇，把《光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收入。不但用《光明日报》所改的题目，并用《光明日报》的删节文，而且注明“原载1987年3月1日北京光明日报”；我这篇文章明明原刊于《明报月刊》，四个月后《光明日报》才删节转载，在文末清楚注明乃转载稿。当柏杨先生于八七年三月访港时，香港《信报》记者访问他对《明报月刊》此文的感想，柏杨先生还发表了一些谈话（《信报》的访问记录亦被收入《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一书的第三辑）。所以柏杨先生绝不能推诿说不知道该文原刊于《明报月刊》。而他故意歪曲事实，说原载于《光明日报》，不仅如此，柏杨先生为了加强他谎言的效用，竟不惜把《光明日报》的版面加以剪裁改动，然后影印出来，放在扉页，用以证明他的话。为什么要改动《光明日报》的版面呢？因为《光明日报》转载我此文于该报之第三版，原来的版头放在右上角，而说明此文乃转载《明报月刊》的注文亦靠近右上角。柏杨先生既要利用《光明日报》的版头，又要隐藏《光明日报》这条注文，于是他把《光明日报》全版剪裁开来，重新排列，把版头移于左上角，然后只影印左边，把右边的注文隐藏起来。于是说孙国栋此文乃原刊于《光明日报》无讹，有图为证了。可怜，为了诬捏我此文原刊于《光明日报》，竟施用这种不光明的栽赃手段！柏杨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有一个目的，是要引起读者的错觉，认为这只是一篇带有政治色彩、为中共政权说话的文章，而不是一篇纯粹讨论文化的文章，于是使读者同情他。至于再有没有其他意图，我则不便猜想了。但无论如何，这种伪造证据以诬捏别人是最可耻的行径！柏杨先生不是大力批评中国人不诚实、说假话、死不认错的丑陋劣行吗？而自己竟做出这种更丑陋的行径，实在使人惊叹！

《明报月刊》刊出我该篇文章已一年，柏杨先生未有正式答辩，只于八七年3月访港时对《信报》记者说了一番话，现在把《信报》访问纪录抄录于后（《信报》3月12日的纪录亦载于《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一书，文字与原报所载稍异，但意思相同）：

“他感谢孙国栋先生的反应，但他也认为跟其他许多批评《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章一样，都是一个模式，分别只在文字水平高低。孙国栋先生这篇文章有很高的文字水平，但它同样回避回答：中国人有没有脏、乱、吵、窝里斗……柏杨反驳这篇文章时先说一个譬喻——有人说‘你今天写了五个错字，原因是你查字典不够细心’。另一个人说：‘原因是你昨晚吃了五个面包’。柏杨认为两个说法都可以，中国人的劣行是否因为儒家传统并不重要，不必说（当日《信报》报导有‘不必说’三字），文化问题写成几本书都说不完，但基本上五个错字和中国人的劣行是存在的。柏杨说，整篇文章都没有批评到他文章的中心要点，文章并没有证明中国人并不脏、并不乱、并不吵，并没有窝里斗。因此文章作者就如一般在酱缸里泡久了的人一样——死不认错。”

评柏杨著作对事不对人

柏杨先生这番话正是死不认错维护面子的遁词。我批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主旨并不是反驳他所说中国人有脏、乱、吵等劣行，而是反驳他以当前这种劣行归罪于五千年文化，进而认为五千年文化全无价值，于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胡言乱语。所以我的文章开头就说：

“他（柏杨）以辛辣之笔、嬉笑怒骂的形式，揭露当前中国人种种丑陋的面貌，文学作品，常不免于夸张，柏杨先生笔下虽夸张，亦未尝不可发国人之深省。但讨论文化，评价历史，则是严肃的课题，尤其在美国大学演讲，不同于写杂文，就应该力求真实。而且柏杨先生转治史学，学术第一重要是求真，三分事实，不能夸张为十分，更不能故意曲解、隐藏证据，柏杨先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史学者，更应该将求真的态度，做为一个榜样，传播给青年，不幸我读柏杨先生几篇堂皇的演讲，及精选的文章，发觉其对中国文化、历史人物的批评，大多信口开河，或认知错误、或恶意曲解、或断章取义、或随意污蔑，不但不真不诚，而且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充满怨恨之情，使人非常惊异。”（此段文字，《光明日报》全段删去，可参看《明报月刊》第二五一期。）

可见我反驳《丑陋的中国人》的重心不在柏杨指斥现在中国人的脏、乱、吵；而在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不公平的判断。柏杨先生现在却说：“中国人的劣行是否因为儒家传统根本不重要，不必谈，文化问题写几本书都说不完。”但是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却处处乱谈中国文化。而尤其可笑的，他说：写错五个字的原因由于“查字典不够细心”或者由于“昨晚吃了五个面包”都可以。这种话，出于一个治史学、以讲求因果关系的人之口，未免太使人失望，无怪乎柏杨先生随时信口开河。现在我再抄出几条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信口开河乱谈中国文化的话。

信口开河的例证

“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页21）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文化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是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页28）

“若干年前，我在洛杉矶有一次演讲，有人问我：‘你是否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我脱口而出说：‘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请你告诉我，中国人的荣耀在哪里？是我们的国家强？是我们的文明高？是我们的民族对人类整个文化有建设的贡献？是我们的音乐、绘画、文学出类拔萃？我们到底有什么？请随便讲出一个是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没有，或者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同享荣耀，举得出来吗？’”（页41）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嚎：‘我们有仁呀’……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悯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稚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页116）

“孟轲先生的学说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页123）

我的文章所驳斥的就是这类胡言乱语。

是其是非其非

一种社会的坏习气常受一时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影响而做成。当政治腐败、社会贫穷、生存竞争激烈时就会脏、会乱、会窝里斗。中国历史上有贫穷时，也有不贫穷时。这些现象常可在一百年、或几十年，甚至几年之内转变。不必牵扯上几千年文化。让我举一个小小的证例：

记得七七对日抗战的第五年，我到战时首都重庆，当时重庆因为人口激增，交通工具不足，乘搭公共车的人太多，公共车一到，候车的人立即蜂拥而上，欲下车的人下不来，欲上车的人上不去，都大叫大嚷。有时司机见车站上候车的人太多，不敢停车，索性直驶而过，于是欲下车的人在车上大叫，要乘车的人随车追逐，后来报章呼吁要市民守秩序，市政府于是在每一车站安装一座数寸高的长木台，宽度仅容一人站立，呼吁乘车的市民按到站先后排列木台上，果然以后各人按先后站上木台候车，轮次序上车，秩序好多了。后来报界又呼吁：我们正从事神圣抗战，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该自律，不必依赖木台来维持秩序。于是政府把木台拆除。果然候车的人真能自律，按先后排成单行依次上车，秩序并然。从这一事例，可见原来的混乱，岂是几千年文化的罪过？要改革劣行，一定要清除几千年文化吗？

讨论历史文化要着眼于大处，脏、乱、吵、窝里斗只是在某种环境下的现象而已，不能算是历史文化的大问题。任何民族文化都有优点与弱点，中国历史文化当然有弱点，我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是知性未获得充盈发展，以至情意文化与知性文化不平衡；政治上最大的弱点在未能突破民本思想而进入民主政治；经济上的弱点是虽为大农国家而经营方式都是小农形式，以致约束了生产力；社会最大的弱点是自宋代以后，知识分子渐渐缺乏社会的支持，软弱无力，不能成为社会中坚阶层。（关于知性未能充盈发展和不能突破民本思想两点，于一九八二年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历史学会联合邀约周策纵先生和我演讲，我就讲这问题，讲稿后来发表于《明报月刊》，题目是《文化、中国文化与新文化运动》。关于知识分子的软弱性问题，我于一九六七年在《明报月刊》发表的《中国近代自强运动的省察》一文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当然中国文化还有其他弱点，但必须据事实批评，更不能因有弱点而指全部历史文化充满罪恶，全无价值。

最近，柏杨先生发表的《中国，你为什么还是老样子？》一文，更变本加厉，对中国文化乱下断语，说这种文化是“落后文化、野蛮文化、森林文化”，是“一种堕落文化、一种害人文化。”“所以要创造一个新文化，把五千年传统文化做彻底的扬弃。”请问柏杨先生，一种野蛮文化、森林文化、害人的文化可以结构出一个全人类最庞大而且经历最长久的民族吗？一种能结构最庞大、最长久民族的文化果然没有一点价值而必须彻底扬弃吗？

难道柏杨要当红卫兵？

约五十年前中国学术界有一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参加者有胡适、萨孟武、何炳松、陈序经、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诸先生。结果胡适先生承认“全盘西化”一词有语病，“全盘西化”乃不可能，应改为“充分世界化”，然后这场论战停息（可参考胡适《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一文）。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胡适先生终生所致力的是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文化，他要使中国旧文化与世界文化相遇合而蜕变出中国的新文化。他对中国文化仍是肯定的、积极创发的。现在柏杨先生却以红卫兵的姿态，要将中国文化加以无情的全盘破坏、扬弃。我要请问柏杨先生如何可以彻底的扬弃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字、语言、文学、艺术、音乐、绘画、伦理道德、家庭观念，以至饮食嗜好无一而非植根于中国文化，掺有中国文化的质子。你纵能把中国字拉丁化了，仍然是中国语。扬弃了中国语，用英语呢？法语呢？还是拉丁语呢？把中国《诗经》以下《楚辞》、《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全部文学作品统统抛弃，难道中国人不要文学了？把中国画笔丢到茅厕里，大家一律习油画，其奈油画表现不出中国的山色何！把中国的乐器一齐打碎、把中国的戏剧舞蹈一律废除，去学西方的音乐舞蹈，但艺术不能空空洞洞只有躯体而没有民族的灵魂！把中国饮食抛弃，一律用牛奶面包，但牛奶面包能对中国人的胃口吗？请问柏杨先生如何彻底的扬弃中国文化？柏杨先生提出从小处下手，用做小事去催生新的文化，他说：“当儿女给你端一杯茶时，你说谢谢他。当社区收互助会费时，你尽快缴纳。当朋友的意见跟你不同或相反时，你不要认为他瞧不起你。当朋友拒绝你时，你想到他的困难。当你夜半无人遇到红灯时，停止前进。当对方打错电话时，不要破口大骂，而要告诉对方：‘对不起，恐怕你拨错了。’当你在不可以抽烟的地方抽烟，有人干涉时，你会抱歉的把烟熄掉。当你吃过野餐时，把残倄倒在垃圾桶里。当有人向你问路时，你细心引导。”（柏杨著《中国，你为什么还是老样子？》）让我告诉柏杨先生，你所指陈的，其实现在稍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已经如此了，这些行为与中国文化思想无丝毫冲突，而且我相信他们的行为都出于真真诚诚，不是虚伪做作，不会说谎话，不会造假证据，不会诬捏别人。我可以承认，在中国人身上还有坏习气，但我绝不承认此秉赋中国文化气质的心身是充满罪恶、毫无价值的。此身此心的大本大原，仍是中国文化的。我虽未有踏遍全球，但足迹所及二十余国，我从未感觉到外国人会视现在的中国人为“狡狯的动物”如柏杨先生所形容的。

民族文化是无法彻底扬弃的。民族文化带有生命的特质，它不断接受过去的影响，同时不断创新；不断剥落一部分，又不断增长一部分；不断在旧的基础上产生新事物，又不断在变化中保持其故常。所以民族文化的演进，可以不断创发和吸收养料来丰富她的内容，绝不能彻底扬弃以中断她的生命。虽然民族文化所呈露的现象会因环境与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异，当滋养丰富的时候表现得健康而光彩，当营养缺乏时会变得衰弱而黯淡。但虽在最黯淡的时候，如果文化的生机不断，她仍可能有所创发，克服困难而向前发展的。近几百年来，中国民族的确患了病，民族文化也患了病。但治病之道，不是砍伐根基，而是为此文化之树去病虫、割杂草、剪枯枝、加养料，使她的生机再度畅旺。

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在音乐、艺术、绘画、舞蹈等方面都有点新气象，颇能表现一种有民族色彩的新艺术，所以开创新文化，绝不是毁灭旧文化，而是从旧文化中创发新义，向前开展，就是新文化。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她的艰苦困难，恐怕远过于中国近代，但欧洲人不说彻底扬弃欧洲古文化，而是重新抉发出欧洲古文化的精神，而开创出文艺复兴来。天下未有无源之水，未有不继往而能开来，未有根基不厚而可以有光辉成就的。野蛮民族所以不能一蹴而文明，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根基太薄之故。

贵能为中国文化之树除害虫

今日我们自许为中国人，我们究竟何所凭借而自许为中国人？是不是因为我们出生于中国土地？绝不是的。“中国人”不是地理意义，许多不生于中国土地的人也可以成为中国人。是不是因为政治因素？亦不是，“中国人”不必带政治意义。眼前中国就有两个政权，任何政权都是有时限的，中国历史上不知经历多少政权，“中国人”则是超越时限的，我们可以不凭借任何政权、任何国籍而为“中国人”。是不是因为血统？亦不全是。血统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有些带华裔血统的人却全无中国意识，他们的心中并不以中国人自恃。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因为在我们心中有一个五千年文化的国族，我们对人生价值的取向、对道德标准的肯定、对伦理观念的偏重、对文学欣赏的态度、对艺术爱好的情调、以至对饮食的嗜好，都带有中国色彩之故。所以，所谓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带文化意义。我们以当这种中国文化人为荣，不同于柏杨先生以当中国人为不光荣。因为柏杨先生以当中国人为不光荣，所以他要彻底的扬弃中国文化。他不是要建设中国人，而是要毁灭中国人。我觉得今日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承担中国近代的苦难，有勇气承担再创发中国文化的使命，为中国文化之树除害虫、割杂草、剪枯枝、抉发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放开胸襟，不但欢迎世界文明，而且勇往直前，采撷世界文明的精华，疏通中外学术思想，融汇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为中国文化开拓出一新境界。今日，不少民族在追寻自己的根，柏杨先生却要做红卫兵式的砍树挖根，我只好说他肤浅无识。

1987年12月于美国加州

柏杨怎样暗中窜改文章？

八月十五日，李敖出版社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一书。这书收有三十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孙国栋先生写的《<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风波——兼谈柏杨先生的谎言及其近作》，文中揭发了柏杨丑陋的一面——暗中做手脚窜改孙先生的文章，读来令人简直难以想像柏杨这种中国人，竟是如此丑陋！

孙国栋先生说：“最近又读到柏杨先生编著的《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一书，内容分上中下三辑。中辑名为《左右夹击》，内选文章四篇，把《光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收入。不但用《光明日报》所改的题目，并用《光明日报》的删节文，而且注明“原载1987年3月1日北京光明日报”；我这篇文章明明原刊于《明报月刊》，4个月后《光明日报》才删节转载，在文末清楚注明乃转载稿。当柏杨先生于八七年3月访港时，香港《信报》记者访问他对《明报月刊》此文的感想，柏杨先生还发表了一些谈话（《信报》的访问记录亦被收入《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一书的第三辑）。所以柏杨先生绝不能推诿说不知道该文原刊于《明报月刊》。而他故意歪曲事实，说原载于《光明日报》，不仅如此，柏杨先生为了加强他谎言的效用，竟不惜把《光明日报》的版面加以剪裁改动，然后影印出来，放在扉页，用以证明他的话。为什么要改动《光明日报》的版面呢？因为《光明日报》转载我此文于该报之第三版，原来的版头放在右上角，而说明此文乃转载《明报月刊》的注文亦靠近右上角。柏杨先生既要利用《光明日报》的版头，又要隐藏《光明日报》这条注文，于是他把《光明日报》全版剪裁开来，重新排列，把版头移于左上角，然后只影印左边，把右边的注文隐藏起来。于是说孙国栋此文乃原刊于《光明日报》无讹，有图为证了。可怜，为了诬捏我此文原刊于《光明日报》，竟施用这种不光明的栽赃手段！柏杨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有一个目的，是要引起读者的错觉，认为这只是一篇带有政治色彩、为中共政权说话的文章，而不是一篇纯粹讨论文化的文章，于是使读者同情他。至于再有没有其他意图，我则不便猜想了。但无论如何，这种伪造证据以诬捏别人是最可耻的行径！柏杨先生不是大力批评中国人不诚实、说假话、死不认错的丑陋劣行吗？而自己竟做出这种更丑陋的行径，实在使人惊叹！”

柏杨这种不光明的行径，真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丑陋项目，别开了生面，十一亿两千万的中国人，像他这样移花接木地搞暗中窜改别人文章把戏的，恐怕也只是十一亿两千万分之一二而已，中国人真倒了大楣！

如果柏杨这种别开生面的丑陋行径，只限于对孙国栋先生一个人，倒也罢了，只算是孤证。但在事实上，他这种暗中窜改别人文章的把戏，却在别开生面中又别开生面。——他把对付孙国栋先生的手法，又别开生面地用到有恩于他的李敖头上来了。

今天午后，李敖出版社收到四张电传，是T.N.W.先生好意传过来的，我不知道这位T.N.W.先生是谁，但他读书的细心，令人惊佩。四张电传中，两张是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中的江泐先生《丑陋的王亦令》和《王亦令越描越丑》的文章，两篇文章分别注明选自1985年1月30日和3月20日的洛杉矶《论坛报》；另外两张是被转载的那两天洛杉矶《论坛报》原文。T.N.W.先生在四张电传上，各在一句旁边，划出一行，以为提示。对照之下，原来洛杉矶《论坛报》的原文中，江泐先生明明写的是“争过言论自由的柏杨和秉笔直书的李敖”、是“冒生命危险抨击暴政、争取言论自由的柏杨和李敖”，但在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却暗中窜改江泐先生的原文，把李敖的名字都删去了。这一暗中动手脚，有分教，当然是删去齐名之人，借以凸出自己。——这样一动手脚，世上没有“秉笔直书的李敖”了；“冒生命危险抨击暴政、争取言论自由的”，也没有了李敖，只剩下他柏杨是唯一的了。

看到这些怵目惊心的丑陋例证，我们才恍然大悟，柏杨这种卑鄙的瞒天过海，目的在扭曲别人、删除别人，用以抬高自己。

人可以抬高自己，但靠暗中窜改别人文章来抬高，显然是跟他口中的仁义道德不相称的。

1989年9月17日

柏杨的卑鄙及其他

我整天工作，乏人事可陈，所以极少写日记，偶尔发生一些事，聊做纪录，以为拾遗。今天稍有可记者，特为写出。

林谟、许森贵、庄柏林、张乃良、陈伯英、陈良榘、欧荣宜、郭芳宜、萧显荣、苏章巍、苏远成、苏明诗十二律师登报为萧天赞护航，我实在看不过去，乃不管什么老朋友陈良榘、陈伯英，今天上午，一连写了两篇文章拆穿他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萧天赞“以部为家，夙夜匪懈”，因而关心其人权；但是多少“以牢为家，夙夜匪懈”的志士仁人，他们的人权，又有谁关心了？不但不关心，反倒倒打一耙呢！例如我坐牢时，张乃良这小子给我杠上开花，在十年以外，加判一年，全部审判过程只一小时，审判过程后三小时即宣判。（大概是军法处向他们表示，提李敖过堂太麻烦，避免再来听宣判，所以一发于四小时内全部杀青。）这叫什么人权保障！

下午胡基峻来电话，才知道前天电传给我的T.N.W.先生，原来就是他，而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所收江泐的文章，江泐就是基峻的笔名。文章发表在洛杉矶《论坛报》时，原文明明写的是“争过言论自由的柏杨和秉笔直书的李敖”、是“冒生命危险抨击暴政、争取言论自由的柏杨和李敖”，但在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却暗中窜改基峻的原文，把李敖的名字都删去了。这一暗中动手脚，有分教，当然是删去齐名之人，借以凸出自己。——这样一动手脚，世上没有“秉笔直书的李敖”了，“冒生命危险抨击暴政、争取言论自由的”，只剩下他柏杨是唯一的了。基峻电话中说，他这次回台湾，才看到《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看到书中收有江泐的文章，就顺便翻了一下，他记得他写文章时明明提到李敖的，奇怪怎么不见了。乃找出《论坛报》的原文一核对，才发现柏杨暗中动了手脚，虽然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分别标明文章是收自“1985年1月30日”和“1985年3月20日”的洛杉矶《论坛报》，但是却不光明不道德的暗中删去了李敖的名字。我问基峻：柏杨这样做，有没有跟你打过招呼？他说柏杨不论收入这两篇文章或是窜改这两篇文章，都从没跟我这作者打过任何招呼。

柏杨这种卑鄙行径，其实是一种三方面的诈欺；对作者，是窜其原文，使作者只捧柏杨而不捧别人；对恩人李敖，是删其名字，使人只知有柏杨而不知有别人；对读者，是欺其无知，假洛杉矶《论坛报》以自抬身价、以瞒天过海。这种卑鄙行径，连陈鼓应都不能跟他比。陈鼓应写《春蚕吐丝》，窜改王晓波《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原文，删除李敖对殷海光的关怀、删除殷李关系，但他比柏杨仁慈，总算没完全赶尽杀绝，还留了几处李敖的名字；但柏杨却全部删李敖而去之，姜真是老的辣啊！

下午国强电召。带小屯赴约。在座者国强太太、尔琳、建元、含精，四十年老同学相聚，畅谈往事，并庆祝国强生日。国强拉我为他写稿，我说国强啊，我跟你的关系，除了是四十年的老同学外，别的都不要扯上一起，扯上一起，这样对你们各位都不好。我说我是颇能体谅老朋友处境的人，我跟老朋友少来往，是为他们好。我说张光锦上次见我，是少校；现在是中将总统府侍卫长了，若跟我有来往，他还有今天吗？他们听了，都笑了。

1989年9月19日

柏杨国文程度不够

柏杨喜欢搬弄历史，但因历史程度不够，所以笑话迭出。他不自量力，翻译《资治通鉴》，又暴露了他不但历史程度不够，连国文程度都大有问题。

我试举一例。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宣帝地节三年，录有路温舒这样一段话：“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按人之常情，过得好就喜欢活，痛苦不堪就要寻死。在刑求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受不了痛苦，就编造假情节给办案的人看{看办案人员的反应，以猜度是不是编对了方向，接近了原案}，而办案人员就趁着这种假情节，教导他如何编成假口供；办案人员又怕往上呈报后被驳回，于是把案子罗织得非常结实、天衣无缝，使囚犯陷入法网。呈报上去以后，就是第一流的法官皋陶审查起来，也要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因为编造出来的假情节太多，和法律丝丝入扣，罪状太明显了。……俗话说：“就便是在地上画个监狱，也别进去；就便是用木头刻个办案人员，也别和他面对。”这都是人民对办案人员痛心疾首，而发出的哀呼。）

《资治通鉴》录的路温舒这段话，全文载在《汉书》路温舒传里，后以《尚德缓刑书》的题目，收在《古文观止》等选本里，可说是一篇很普通的古文。不料柏杨翻译《资治通鉴》，却因为国文程度不够，闹了大笑话。译文竟是这样的：“人情之常，平常的时候，喜爱生命。痛苦的时候，盼望死亡。苦刑拷掠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当囚犯无法忍受痛苦之时，审问官再提出隐约的暗示。如果对方不能了解，或拒绝依照隐约的暗示招供，办案人员为了顺利结案，就索性明明白白告诉他。定案之后，往上级呈报，恐怕受到批驳，则像冶金一样，在烈火中烧镕，左敲右击，把它锻炼成一件结结实实的罪案，使被告陷入精密的法律网罗。判决书呈上去之后，已是一件天衣无缝的文件，即令是皋陶看到（皋陶，传说时代聪明如神的法官），也会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为的是捏造出来的故事太多，在法律条文编织之下，罪状太为明显。所以俗话说：‘在地方画个圆圈，当做监狱，千万不要进去。削一块木头，当做审问官，千万不可面对。’这是一种怨恨司法黑暗，最悲痛的心声。”

在柏杨的翻译中，小的不妥不通之处，也就不必提了。稍有国文程度的，一对照便知。这段翻译最严重的错误，是他把“凶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那一节，完全翻错。柏杨翻成“当囚犯无法忍受痛苦之时，审问官再提出隐约的暗示。如果对方不能了解，或拒绝依照隐约的暗示招供，办案人员为了顺利结案，就索性明明白白告诉他。”是完全闹了笑话。因为不论从事实上或从文法上看，“则饰辞以视之”的主词，明明是“囚人”自己，绝非柏杨胡说八道的什么“审问官”！路温舒的原意，明明是囚犯受不了痛苦，就编造假情节给办案的人看{看办案人员的反应，以猜度是不是编对了方向，接近了原案}，而办案人员就趁着这种假情节，教导他如何编成口供。柏杨国文程度太差，看不懂原文，就信笔乱翻，把“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也跟着全部翻错，闹了大笑话。

坊间有不少《古文观止》的白话译本，虽然译文多拙，但在路温舒这段话上，尚都翻得不离谱。可见大家的国文程度，都远在柏杨之上。柏杨以他那样烂的国文程度，竟揽《资治通鉴》而强翻之，司马光真倒霉呀！相信柏杨的读者真可怜呀！

1990年1月2日

柏杨无知乱译《资治通鉴》

我在《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书里指出：柏杨“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但柏杨却无自知之明，以那样有问题的历史基础，“而要把《资治通鉴》翻成白话了。唉，上帝保佑司马光！”

我随手举一个例，以实吾说。

《资治通鉴》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有这样一段：“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汉以为荣。……是时，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单于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不悦。”柏杨的翻译如下：“……这时，刘欣因为‘太岁’正在‘申’地（‘太岁’是什么？神秘的占卜书上，说不清楚，总括起来推测，似是一种地下‘凶神’，故俗语有：‘太岁头上动土’。‘申’指南方），所以特别请栾提囊知牙斯住在御花园（上林苑）的葡萄馆（葡萄，于攻击大宛王国时传入中国，种植御花园内，宫由此得名），告诉他这是一种更隆重的荣耀。”“可是，栾提囊知牙斯仍然得到内幕消息，原来是用他压镇凶神的，大不高兴。”

柏杨翻译不出“太岁”的真正意义，反倒信口胡说，说“‘太岁’是什么？神秘的占卜书上，说不清楚，总括起来推测，似是一种地下‘凶神’，故俗语有：‘太岁头上动土’。”全是无知乱盖。

“太岁”是什么？太岁是中国古代天文家假设出来的星名，与“岁星”（木星）反方向而行的一颗星。古代把天上黄道分为十二等分，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由东向西，顺时针方向而行，叫做十二辰，而岁星正好十二年行一周天（木星实际公转周期是十一点八六二二年），因此就用岁星来纪年，而有十二星次的名称。十二星次是“星纪”（丑）、“玄枵”（子）、“诹訾”（亥）、“降娄（戌）、“大梁”（酉）、“实沈”（申）、“鹑首”（未）、“鹑火”（牛）、“鹑尾”（巳）、“寿星”（辰）、“大火”（卯）、“析木”（寅）。要纪哪一年，就将岁星写在哪个星次上。如“岁在星纪”、“岁在玄枵”等是，这叫“岁星纪年法”。

不过，由于岁星运行的方向是由西而东，逆时针方向而行，与实际生活由东而西的习惯不合，天文家为了方便，就假设出来一个与岁星反方向而行的“假岁星”，叫做太岁，与十二辰配合起来，用以纪年。而在每一辰都有一个太岁名。这叫“太岁纪年法”，要纪哪一年，就将太岁写在哪年的太岁名上。《尔雅》（释天）写道：“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日‘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末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这些怪名称，各有各的来历，例如指寅年的“摄提格”，“摄提”是星名、“格”是起来，《史记》（天官书）说：“摄提者，直斗杓所起，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可见太岁指向寅宫（斗牛之间）之年，就叫“摄提格”。这些怪名称，加在一起，都叫“岁阴”，与“岁阳”相配。《尔雅》（释天）写道：“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这些怪名称，加在一起，都叫岁阳。十个岁阳配上十二个岁阴，就是“干支纪年法”中的天干与地支。天干与地支后来用甲子配，是简化了的。照古代用法，甲子年实乃“阏逢困敦之岁”。而十个岁阳配上十二个岁阴的结果，排列组合下来，正好组合了六十个年名，今天干支纪年的甲子等六十种组合，就是这么来的。

用干支这种字眼，在后汉以前是没有的。后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十四年），中国的纪年法开始和岁星的运行脱离关系，全用六十干支来纪年，以干支纪年法实行至今。但在汉哀帝二年匈奴来朝的时候，行的乃是太岁纪年法，而当时所指的“太岁厌胜所在”的太岁，不是别的，乃正是假设出来的星名。

不过，由于太岁配十二辰有东西南北的方位，“必察太岁所在”（《史记》天官书）的结果，衍生出一种迷信，就是相信太岁所在为凶方，忌动土（包括掘土建筑或迁徒房屋等等），俗谚所谓“太岁头上动土”，究其真义，乃是太岁星当头，不宜动土的意思。无知的柏杨指太岁“似是一种地下‘凶神’”，全是望文生义的胡说，并且还是望文乱生其义，他捏造出个什么“地下‘凶神’”，岂不太可笑了吗？

《陔余丛考》（太岁大将军）有这样的话：“术家有太岁大将军之说，动土者必避其方。……世俗起土兴工，凡岁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则月食于巳子寅之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必须做厌胜之法，悬五行之物。如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食东家，东家悬炭，是太岁避忌之法，汉已有之。”

汉人《论衡》（难岁篇）提到“移徙法”，说：“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论衡》作者王充曾力斥“避太岁之凶”的无稽，但也不得不感叹：“……俗心险危，死者不绝，故太岁之言，传世不灭。”太岁的迷信，传世之下，已两千多年了。

《经义述闻》（太岁考）说：“太岁，所以纪岁也。其名有六：太岁，一也；太阴，二也；岁阴，三也；天一，四也；摄提，五也；青龙，六也（青龙或曰苍龙）。……名异而实同也。”在众多名称的变化中，太岁固有拟神化（如《淮南子》所谓“天神之贵者”；《论衡》所谓“天别神也，与青龙无异”，“太岁神”），或拟人化（如《福惠全书》所谓“辄为攒殴而折股肱，号为太岁”），但在《资治通鉴》行文所指“太岁厌胜所在”之处，绝无柏杨所谓“似是一种地下‘凶神’”之义，柏杨的无知乱译《资治通鉴》！于此可得铁证。

1990年2月19-20日

柏杨的国文历史程度不配翻译《资治通鉴》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有公元297年的一段故事，记王戎为三公时

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国文程度历史程度都有问题的柏杨，存所谓《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一册，翻译如下：

阮咸的儿子阮瞻，曾经晋见王戎。王戎问：“圣人尊重名教（儒家学派的名分和人伦规范），李耳（老子）、庄周（庄子）则提倡自然，意义是不是相同？”阮瞻说：“似相同！”王戎赞叹不已，遂延聘他担任宰相府秘书（掾），当时人称：“三字秘书。”

这就是柏杨式的所谓翻译：——一般人都懂的文言文，他硬翻成生硬的白话；一般人不懂的，他自己也懂不到哪儿去，强不知以为知，乱翻一通！

以上面“将无同！”三个字被他翻成“似相同！”为例，我多写几笔，以证柏杨无知乱来，实在不配翻译古书。

“将无同！”三字的出处，照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文学第四”的说法，出于阮修：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阮宣子是阮修的字。据《名士传》：

阮修字宣子，陈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见俗人，时误相逢，即舍去。傲然无营，家无儋石之储，晏如也。琅邪王处仲为鸿胪卿，谓曰：“鸿胪丞差有禄，卿常无食，能作不？”修曰：“为复可耳！”遂为鸿胪丞、太子洗马。

阮修是阮咸从子。《资治通鉴》引“将无同！”的话，却出于阮瞻之口，而阮瞻是阮咸的儿子。按正史说法，“将无同！”是阮瞻说的。《晋书》阮瞻传：

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举止灼然。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尝群行，冒热渴甚，逆旅有井，众人竞趋之，瞻独逡巡在后，须饮者毕乃进，其夷退无竟如此。

阮修、阮瞻都是无鬼论者，也都是洒脱的人。阮修四十二岁死于兵乱、阮瞻三十岁死于“活见鬼”。他们都盛年早死，“将无同！”的故事所以误传在一人身上，自和他们的彼此相似的洒脱性格有关。不过究其实际，唐朝人修《晋书》多据《世说新语》而此处例外，应是当时即有所据，而确定是阮瞻无误。

阮氏兄弟是当时的世家子弟。他们的曾祖阮瑀，是“魏丞相掾，知名于世。”阮瑀的儿子，大名鼎鼎的是阮籍。阮籍哥哥的儿子是阮咸，阮瞻又是阮咸之子。阮籍、阮咸叔侄都是“竹林七贤”，所以阮瞻、阮修都是洒脱世家，王戎是“竹林七贤”的老幺，他年轻时自然也是洒脱者流，可是活了七十二岁，老来未免褪色。他以儒道异同问阮瞻时，位居三公，已是俗不可耐的老人。《晋书》王戎传说他“与时浮沉’’、“性好兴利”、“积实聚钱”、“而又俭啬”，种种堕落相，阮瞻当有所见闻。忽然这么一个俗物向他问起哲学问题来，洒脱的他，答起话来，什么语气，是可想而知的。他以“将无同！”三个字答复大官人，可谓话中有话、语含玄机。

我们试看一下后人的解释：

一、黄生《义府》下说：“将无者，然而未遽然之辞。谢太傅云‘将无归’，亚人语度舒缓，类如此。后人妄意生解，总由不悉当时口语耳。”

二、程大昌《演繁露》续集说：“不直云同而云将毋同者，晋人语度自尔也。庾亮辟孟嘉为从事，正旦大会，褚裒问嘉何在？亮曰：‘但自觅之。’裒历观指嘉曰：‘将毋是乎？’将毋者，犹言殆是此人也。意以为是而未敢自主也。其指孔、老为同，亦此义也。

三、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说：“瞻息盖言同耳。将无云者，犹无乃、得无之类。荀晞从母子求为将，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耶。’刘裕受禅，徐广攀晋帝车泣涕，谢诲谓之曰：‘徐公得无小过？’皆是类也。”

四、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说：“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将无同’者，晋人语度自尔也。庾亮辟孟嘉为从事，正旦大会，褚裒问嘉何在。亮曰：‘但自觅之。’裒历观，指嘉曰：‘将无是乎？’将无者，犹言殆是此人也，意以为是而未敢自主也。阮瞻指孔、老为同，亦此意。”（胡三省这段注解，李详《李审言文集》中《世说新语笺释》“‘阮宣子有令闻’条：‘将无同’”条曾予照抄，但抄得错了三个字、漏了三个字，可谓粗心已极。李详是清未民初的学者，他照抄而无“翻译”，就表示“将无同”三字，胡三省已注解清楚了。不过，真要了解“将无同”的真义，还要有待发明。）

五、谢在杭《文海披沙》说：“晋阮宣子论三教同异曰：‘将无同！’‘将无，’犹言‘得无’也。意欲明其同，而又嫌于径言，故为婉词耳。赵德麟《侯鲭录》载坡公训将为初，窃恐未安；郎仁宝以将无同，为不同尤失语意。谢太傅航海风急，太傅曰：‘如此将无归！’舟人即承响回棹是也。”

六、方以智《通雅》说：“阮千里曰：‘将毋同？’本谓‘得毋乃同乎？’犹言‘能毋同也？’叶梦得为之解曰：‘本自无同，何因有异？’此是东坡所谓‘设械匿形，推堕滉漾’之伎俩耳！”

从上面这些后人的解释里，我们知道他们或把“将无同”解释成“初无同”、“不同”、“殆是同”、“无乃同”、“得无同”、“能无同也”等等，不一而足。而近人注解中，也有解释做“差不多”、“只怕是相同的吧”、“莫非相同吗？”、“恐怕相同罢！”等等，也不一而足。

不过，在我看来，这都是“不熟悉当时口语耳”而做出的别扭翻译，都不能道出晋人语气，尤其不能道出那位洒脱的晋朝高人的语气。

我认为，阮瞻的答话，是有无奈、反讽口气的。因为他明知“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根本是两码子事、根本是不相同的。明明不相同，这位“王三公’’却硬要明知故问，这不是作弄人吗？于是，洒脱的他，用了晋朝人的当时口语来套一下，权作答复了。他说“将无同！”的真义乃是：“那就同吧！”“将无”两字，该翻成“那就……吧！”才能显出说话者的口气。

我们试看一些其他的例子。

《世说新语》中“雅量第六”写谢安故事：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大家坐船，风浪来时，都紧张大师了，沉不住气了也坐不住了。这时谢安下命令：“既然如此，那就回去吧！”于是人心始安。

这故事明明先说“风起浪涌”了，大家提议吵着要回去了，只因谢安大人若无其事游兴末已，不好再说，后来风浪更急了，大家更不安了，谢安遂下令回去。旧解把谢安的话译成“要是这样就回不去了”之意，是错的。殊不知“将无”二字乃是“那就……吧！”之意也！若照柏杨“似相同”式的翻译，“将无归”则翻成“似归去”了，这通吗？

“将无”用法，别有“那就……啦”的意思。《世说新语》中“德行第一”记王戎说王祥的话：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比照“将无”别有“那就……啦！”的意思，王戎的口气乃是：王祥这个人，虽不在口才好的排行榜中，但和他谈话，他言之有物，那就以德掩盖了他的口才啦！正确的翻译，应该如此。（《宋书》萧惠开传有“如汝自业，将无小伤多异，以取天下之疾患邪？”的话，语意也近此。）

由以上“将无同！”的例子，我们清楚看到翻译古书并非易事，像柏杨那种程度不够、望文生义的乱猜，是不足以言翻译古书的！

1991年10月20日

跋“李敖给王光逖的信”

一李敖给王光逖（司马桑敦）的信

光逖先生吾乡前辈：

记得前年12月8号回信的时候，曾用这种尊称法，如今21个月下来，先生已是吾乡更前的前辈，我也跟着向前推了一步，吾乡的毛头小伙子，已愈来愈以前辈自我，1935年生人，青春早已陪葬于此岛，再也冒充不起青年人来了！

自君别后，石锦处曾收到1967年2月5号的来信及印刷品（《日文、中文、朝文逐次刊行物目录》）一册（石锦现已赴美），当时“气氛”已愈来愈不对劲，最后我被捕去，“罪状”物证赫然陈在眼前者，就是那封我给胡适的原信！何人干的这种事，已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官方伴同文警们的一次工巧的teamwork！“用以周内其为共党分子。”（这是你在五十六年2月7号《联合报》上主持公道的名言！）

我在前后被捕被诬的那段日子里，除了交代出祖宗三代以外，曾很坚定地表达了两点：

一、我到台湾时年十四岁，学历是初一上，继而在台湾念初中、高中、大学、军事学校（受军训）、研究所，完全在国民党教育笼罩之下长大，如我是共产党，不是我有问题，而该是这个教育有问题；如我以共产党定罪，真正高兴得利者，乃是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党的报纸一定会这么说：“看呀！台湾最有名的青年作家，台湾教育出来的最佳样品，原来是我们的同志！”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我不知道除了证明国民党是笨蛋外，还能证明些什么？所以，为伟大的国民党和她的伟大计，不要说李敖不是共产党，就便说李敖是共产党，国民党也要替他“隐瞒”！免得给真正的共产党隔海取利！

二、我早预知我在台湾放了这么久的野火，不会得善终，SowhenIwasframedforCommunist.noonebelievedthatlcouldbeinnocent！因此油条如我，也早有准备，——我已分托CIA的“美特”，陆续偷运出我的大量底稿乃至形同遗嘱、绝命书一类的玩艺，还有我所有被禁止发行的书种（种子的种），并立具结书在外，只要一朝确定（此二字很重要，谣言不算也）我被捕不出，海外朋友即可不必征求我同意（乃至可拒绝我被捕后的任何阻止性信件），毫不考虑我的死活，全部发表上述的一切！到那时候，台湾将是继苏联、南斯拉夫以后，第三个“作家坐牢、作品偷渡发表”的国家，到那时候，到底谁丢人，丢谁的人，国民党一定比我更明白。所以，又为国民党和她的伟大计，最好不要再逼我，不要逼我早已委托别人代翻的最后一张牌。我在台湾，已形同囚犯，我已没有任公职的自由、没有任私职的自由、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没有印书的自由、没有卖书开书店的自由、没有办报办杂志的自由、没有讲学演说的自由、没有出境的自由、乃至没有登广告自辩的自由、没有卖牛肉面卖馄饨的自由。……我已是某些群众眼中的“文氓”、“骗子”、“色狼”、“匪谍”、“国特”、“汉奸”、“美谍”，我对以上这些，都已忍耐，所剩的，只是一点人身的自由而已（这点自由还建筑在整日闭门家居、生活三餐自理的条件上），如果最后国民党连这点自由都不给我，那我不跟他们拼，还跟谁拼？（我对海外的具结书上，特别指出发表我的全部秘件的条件是确定我被捕，而不在确定我是什么罪名。因为罪名是可随便订的，并且是可选一些糟蹋人的花样的，如“妨害家庭”“妨害风化”之类，是罗织专家最擅用而又最“适合”李敖的，那时候，英雄岂不变成了奸夫？所以我特别指出，发表秘件是以被捕与否论，不以罪名为何论。这样的话，我就足可高枕无忧，跟别人老婆睡大觉了。此种妙策，在化“生殖器问题”为“政治问题”，其实台湾的“政治问题”说来说去，似乎也并不高过或超过“生殖器问题”。这样看来，似乎李敖在台湾的自由也颇有凌驾通人之上者，以我有“通奸的自由”而官方对我投鼠忌器者也，此亦台湾“阿搭马”{日语发音}不如“饮搭马”{日语发音}之证也！）

咳，光逖兄，你不能不承认国民党当权派中还有明白人！至少在我的案子上，他们判断的结果是“抓李敖划不来”，为雷震等背恶名，犹可说也；为李敖等背恶名，不可说也。至少到我写这封信为止，国民党当权派还采取着这种见地；因而我仍得苟活偷生，写信以报光逖先生吾乡大贤阁下！

现在此岛文坛，杀声随处可闻。国民党中央党部津贴有案的杂志，已公然登出“枪毙萧同兹”“萧同兹为匪谍头子”等口号。反共反了四十多年的萧同兹，都要落得如此下场，我们跟他们的伟大不相干的这一群，自然更该摆“在寒冷的绝崖上”。官方目前对李敖者流，政策是只该挨骂而不准回嘴，事实上也无人能对杀声回嘴；同时甲乙冲突第三方也不得公论，公论就是匪谍，此已为胡秋原诸公订出铁律。昨天买到的一册周之鸣编《太平洋学会怎样出卖中国》，继何浩若、任卓宣的序文以后，周之鸣还指出：

……又如王惕吾，何以他独有权，去年2月7日、18日，于其主持《联合报》发表文章，为匪谍疑犯并宣传费正清出卖中国思想的《文星》主角李敖辩护，以攻击胡秋原先生……

等话，最后结论无非王惕吾之流也是匪谍，这是惩治公论者的最新文献。众口铄金之下，山洪暴发，野马也不准跑了，看你还敢公论？看你还敢说李敖不该打？唉！光逖兄，十八个月来你个人的遭遇，已是最好的人证，我想你这位远来和尚，实在已不得不“服”了我们这个岛上拿笔杆的群雄，此地惊涛拍岸，潮声鼎沸，犬吠四邻，鸡鸡早已，我想你了解得愈多，恐怕愈要佩服起李敖来。李敖目前的处境，换个别人，就便不疯狂，恐怕也要潦倒或投降了，可是李敖却仍笑嘻嘻地，用胖了四公斤的体重，答复了本可不答复的一切！

向东京贩卖旧书报的协议，因我当时身不由己，未成事实，极抱歉，极愧对乡贤，但我深信乡贤必不怪我，所以也就一直没回信。这封信，也可说是偶然引起的，原来柏杨已被捕入狱，以“二条一”罪（死刑）起诉，罪名当然是“匪谍”。他太太奔走协助解救，可是在这岛上，早已无仗义之人，故效果难见。柏杨说他的口供乃当时伸承问旨，信口自诬而来，内有破绽，可为反证。其中有一二处资料，盼能代查。他太太想到阁下，盼阁下能代查，并托我为之介，我想这种小忙都不帮，末免太王八蛋，所以毅然答应，写信给王光逖。于是今天清早三点爬起来，以沐浴代斋戒后，开始写这封自阁下回日本后的第一封信，并且很可能就是最后一封，以后咱们又要恢复老死不相往来的常态，你走你的东洋道，我坐我的画地牢，谁再给谁写信，谁是“匪谍”！永祝

双安

李敖敬上1968年9月7日晨六点三刻

柏杨太太求救信附上。如愿回信，请直寄她家。她叫倪明华，住台北泰顺街四十四巷二十七号。

二跋

我在二十二年前，由于穷得当了裤子，胡适特别写了一封限时信给我，并送了我一千元来赎当，我很感动，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说出很多我个人的历史。胡适对我的信很欣赏，拿给一些人看，最后他拿给徐高阮看，徐高阮扣住不还，不久胡适死了。徐高阮遂在1966年11月7日，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邀约了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陈启天、胡秋原等等），开会斗倒李敖。徐高阮等当场油印公布了我给胡适的信，说我是“叛逆分子”，并把我一状告到警总。当时风声鹤唳，王光逖以《联合报》驻日特派员身份，写《小事看台湾》（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二十日），评论说：“关于李敖先生这封私信的被发表，我曾听到若干人士的谈话。此信的发表，显然有意暴露李敖先生在高中时和一位共党老师的思想关系，用以周内其为共党分子，以打击他在文化论战时以‘清白自居’的立场。今日台湾的知识分子这种做法，很可反映出这批人精神状态的一种病象。”在王光逖文章发表后第二年，我由于义助柏杨，写下了这封信。信写好了没封口，交给柏杨太太倪明华，由她寄出，以使她安心。但是她一直没接到王光逖的回信，王光逖大概不敢或不愿帮柏杨这种人吧？

1983年12月6日

附录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司马桑敦）

另外，在问题青少年的问题中，包括一种子一代对父一代的挑战问题，也是被我们忽略了的。这一种子一代的挑战，大都是儿子心理上的攻击性强，他的不满不但发泄向他自己的父亲，他更扩大到所有他父一代的人。在台湾最代表的一个“个案”，是今年三十岁的李敖先生，他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自我解剖的信，恰好可以帮助这个问题。

关于李敖先生这封私信的被发表，我曾听到若干人士的谈话。此信的发表，显然有意暴露李敖先生在高中时和一位共党老师的思想关系，用以周内其为共党分子，以打击他在文化论战时以“清白自居”的立场。今日台湾的知识分子这种做法，很可反映出这批人精神状态的一种病象。这且按下不说，我所感到兴趣的则是李敖先生对于自己思想形成的那段自白。

他很清楚地表示对他父亲的不满。他父亲虽和陆侃如魏建功等是北大的同班同学，但，却没有后两者的成就。尤其他父亲在政治上未能掌握住“正统”和“清白”，这使他这位“天才儿童”（他的才华是当得起这个称呼的）的心理上，有了一个大大的缺口。他的补偿方法，第一步就是先向象征他父亲的那个传统反抗。就当他为他父亲送葬那天，他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了不同流俗的反抗。他的另一步，便是追求可以超越既成传统的另一种权威。这一步，他所走的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所走的完全相同，他在读书中既接触纳粹的《我的奋斗》，也接触大量左派的书报。他似乎在他的老师严侨身上找到了一个权威，但旋即滑落了。他途中曾经倾慕过钱穆先生。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似乎已把他的追求理想寄托在胡适之身上。

不过，我愿意指出，李敖先生对他父亲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单纯的一种父子感情，而是他对他父亲在“正统”和“清白”上未能为他安排上一个“权威”背景所感的不满），深深地种植在他的心底。所以，当他逐渐成长，从许多他已知道的历史资料中，发觉那些站在正统与清白上面的，和他父亲同一年代的人，并不如何清白甚而也算不得是什么正统的时候，他容易冲动地向这些父一代人物挑战。这就是他之敢言人之所不肯言或不屑言的地方。他与其说对骂人无所顾忌，勿宁说，他的潜意识中有一股骂人的冲动，也就是说，他是“心理学的”持有一种向他父一代挑战的冲动。

李敖先生肯不肯承认我的这种分析，当然是另一回事。而我所要积极指出的是：在子一代的心理反应中，可能有李敖这一类。也就是这一类型的问题青少年中，假若他们的心理补偿不成功的话，便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反社会分子：性格凶残的罪犯，政治类型上的法西斯主义者，共产党徒，各种形式的独裁者，同时，也有大思想家、大艺术家与大文豪。（《小事看台湾》，1967年2月4日-20日《联合报》）

跋“王金仲达给李敖的信”

一王金仲达给李敖的信

李敖先生：

朋友相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43中，有一篇《跋<李敖给王光逖的信>》，你应该找来看一看！

看过了。在记忆中，知道光逖曾收到过你这样一封信，也记得他收到过当时的郭衣洞夫人的求援信，因为那封信曾使他慎重考虑了三四天。

看过大文，本可以看过了就算看“过了”，可是第一五四页第六行到文尾，却引起我写这封信的动机，同时，它也让我想起柏杨曾在信中发过的一句牢骚，我也该回答他了，虽然这本不是我想要采取的方式。

你的原文是这样写的：“……信写好了没封口，交给柏杨太太倪明华，由她寄出，以使她安心。但是她一直没接到王光逖的回信，王光逖大概不敢或不愿帮柏杨这种人吧？（1983年12月9日）”

对你来说，这也许只是在结束一篇文章时要“收笔”收得“不平凡”，要“稍具波澜”。不过这可也说明了你对这位“吾乡前辈”做人处事态度的陌生。这原也无可厚非！你们只是从互相发表的文章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互相认识；你只是从光逖的《小事看台湾》中知道了他对你的看法，但是，你们毕竟见面的次数有限啊！

我想先从柏杨的来信谈起，因为我之写信给你，主因还是在他。

1981年7月13日光逖逝世时，适值柏杨和他夫人张香华女士来美参加国际诗会。他们百忙中绕道洛杉矶来我们家吊唁，又到RoseHills墓园，在光逖合棺前，看了他最后一面。是由于光逖的处境，使柏杨感到文人的无力，因此由他提起要为光逖出全集，嘱我搜集光逖所有的作品。他的一片用心，使我感到无限温暖，终我一生，将永铭肺腑。

1983年3月下旬，台北正数月霪雨连绵，我把可能搜集到的稿件，都送到台北，亲手交到“四季出版社”叶圣康先生手中。我之能识“四季”叶先生，也是柏杨从中鼎力的斡旋。

然而谁能料到三个月后“四季出版社”本身会发生问题！你身在台北，又与四季有业务往还，其中情况，你知道的自然比我清楚。我这里要提到的柏杨给我的那封信，是写在“四季”突变以后。然而我们信中都涉及其他无须在这里谈的人和事，所以往返两信，都将“摘录”。

1983年10月20日柏杨来信：“8月8日及10月8日大函，先后接到。四季突然瓦解，使人惆怅。光逖兄的稿迄今无人送来，我也主动找他们的经手人，因为我的若干照片和一幅熊秉明先生给我写的字也在那里。可是，人海茫茫，连个影子都不见，听说他们的处境也很苦，因为当初若干债务，由他们经手，当时是公务，现在是私债，也狼狈不堪，不敢露面。……四季弄成这个样子，使人惆怅，也使大嫂受挫，更增不安。……我这个人常常热心过度，奋不顾身。事实上光逖跟我来往甚疏，甚至说自《自由中国》，你去日本以来，根本没有来往，且对我或有微辞，但我仍是老我，适逢光逖兄去世，有感文化人身世，才有编辑全集之意。……我是热心有余，力量不足，而性情直来直往，也因此交到至友，也因此造成距离，性格如此，也是一憾！”

1983年11月10日我的复信：“10月30日信，11月6日收到。……谢谢您回了我这一封信，使我觉得茫茫人海，终竟还有一苇可渡。叶圣康夫妇来洛，八月初曾见过一面，听他们叙述四季‘跳票’的事，觉得叶先生是受了另一王姓股东有预谋的‘携款潜逃’之累。所以对这位‘诚实的’叶圣康，心中不无同情。……以下写的，是和您‘闲谈’，非外间‘闲话’。光逖与我先后离台北，一去二十余年，时间和空间的隔阂，与许多同学和朋友都疏远了。他和您、和《自由中国》那班朋友，都一样疏远了，但是这并非不再关怀。《自由中国》的停刊，曾使他郁郁不快两三个月，他说那是一个‘征兆’。之后，他得到一个机会为《自由中国》做了一篇总结报告，该文系受日本一个学术机构所托，也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我写这一段，无非只是举一个例。光逖对吾兄，也曾根据他‘无为而为’的作法，做过一件事，但是事涉第三者，我不想在信中啰嗦。吾兄总会再来美，我总会再回台，有缘，我还是愿意采取光逖的作法：‘有话讲在当面’！吾兄信中提到光逖对您‘或有微辞’。对我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不想在这里解释，因为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来这一消息，所以，也无从注解。我只能向您报告，光逖已去，他去得坦荡（虽然留给我的是终生的遗憾和惆怅），我们则还得活下去，因此，您先且不要为‘传言’烦恼吧，不妨把这个也当做来日我们会面时的话题，‘话讲当面’，总比‘传闻臆测’多具些真实性的。如果您真打算非烦恼不可，也等我们话讲明白以后再来。这一段时间，您不是可出活得‘神清气爽’么？……”

这里，应对两信中所提数事做一说明：

一、后来得知光逖全集稿件存在叶圣康家属手中，劳张香华女士亲自取来，交台北友人处，保存一段时间。现在那些稿件都存“皇冠”出版社，正托友人接洽取回。但该批稿件在从“四季”取回时，其中光逖自费出版，后被“查禁”的《野马传》一书，便遗失了。好在，我手中还有两本，并且该书已先后在洛城《加州日报》及《论坛报》连续刊载完了。

二、我信中提及叶圣康先生，在诚实的三字上下，加了一对括号，那是强调，没有丝毫反义。因为当时有些传言对叶圣康先生非常不利。他们夫妻仓皇来美，我们谈过一个下午，相信我没有看走了眼。因此觉得那些传言很不负责任，我觉得该还他以公道。我们的社会，到底在鼓励什么！

三、我信中所言“事涉第三者”，指的是为了柏杨的突然被捕，焦急万状，迢迢写信向光逖求援的倪明华女士。柏杨狱窗十年，弄得妻离子散，究竟咎在何人？他们一家岂不都是受害人么？但是他们离异了，其中过节我一无所知，焉能深一句，浅一句，信口胡言？

四、我必须说明光逖怎样做了“无为而为”的决定，才能回答你收笔时那一句推测的反问。

当日光逖收到倪明华女士来信，一连三四天书不读、通讯稿不写，只是常常出去散步，偶尔坐在电视机前，也是熟视无睹。我以为他又在构思文章，他却要我去读倪女士的来信。

柏杨被捕！他太太一定焦急莫名，怎样能在东京找到柏杨在东北时代的旧关系，证明他不是“匪谍”，赶紧把人释放出来，才是第一要务。但，这只是当时我的一个“妇人之见”。这是光逖给我的评语。他说他是蹲过伪满政治监狱的人，他知道那个世界，他有另一种看法：

一、在东京听闻，柏杨被捕的“近因”，是一幅漫画下的“父子对白”贾祸。那么最好让“他们”尽可能绕着漫画做文章，不要离题太远。

二、光逖与柏杨在东北时并不相识，未曾共过事，也不知是否有那时共同的朋友。

三、人是善变的，愈是聪明伶俐的，“可塑性”也愈大。柏杨因政治案件被捕，光逖如在东京替柏杨找寻往日在东北与他共过事的“同志”，第一、怎样着手，第二、怎样判断来者是真是假、是何居心？

四、柏杨身陷囹圄，与外界的关系自然被遮断。外边的人替他做了些什么，他在里边不会马上知道，倒很可能给拘捕他的人提供了许多替他“编排”故事的材料。除非握有“有力证据”的人，亲回台湾，笔直地替他平反这场冤狱，庶几可以让他少蹲几天！

由以上这些考虑，光逖“不能”率尔出手。他推测，他如果在日本替柏杨做了什么，其结果纵然不至于戕害柏杨，但给柏杨添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的可能性，倒占有百分之七八十。果真导致柏杨“百口莫辩”，爱之适足以害之，今天，柏杨对光逖也许就不仅只是“或有微辞”的唏嘘而已了。

既如此决定，我曾建议他赶快回复倪女士，把不能采取行动的道理，分析给她听，免得她翘首企盼。岂知这是我的另一个“妇人之见”。他怀疑倪女土能够收到信件，或是第一个收到信件。落在别人手里，同样是柏杨的麻烦！

那怎么办？他采取一个“沉默”的态度，从他这里，他不给任何人任何一个替柏杨“编”故事的机会。这不能不算一个痛苦的决定。然而，根据他自己身陷缧绁的痛苦经验，他不能不替柏杨当日的处境“设身处地”地去想！

写了这许多，只在说明当日光逖是由于这些顾虑，才采取了“不行动的行动”，与“敢不敢”和“愿不愿”都扯不上关系。虽然耽搁了你编写《千秋》、《万岁》的时间，但是对一件事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澄清，也不算浪费吧，而且，我想我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此信将复印一份寄柏杨。

祝好

王金仲达1985年7月20日

二跋

也许，从世故观点而言，光逖先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作法，似乎也有它的至理。自柏杨落难后，除孙观汉外，凡是援之以手的，都在恩人名单里被忘恩负义的柏杨出了局；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成了他归来感恩（至少表面如此）的对象。柏杨何人，他的感恩而又何等宽，他归来后，竟向四方大叩其头，广收恩人，以为统战，古人是“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但在柏杨召之即来下，无须“焦头烂额”，即可延为上客，橡皮图章一盖，就认定无讹矣！而当年真正又曲突又焦头、又徙薪又烂额者，从李敖到屠申虹，都被柏杨一一做掉。光逖先生能对他有“微辞”的柏杨不信任，不愿援之以手，以免遭小人忘恩负义之报，不能不说有先见之明。非世故之深者，焉能臻此？

至于王金仲达女上信中说光逖先生的“这些考虑”，其中第一、二、三，三点，都要实际做了，才知道有没有用、有没有帮助，而那种做，是在日本找资料，或向大陆打探，这种做，非国民党所能得知，去做，并非“率尔出手”，关键只在肯不肯做，而非会不会给柏杨添麻烦；至于第四点，说怕给柏杨“添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恐怕也是过虑了。——柏杨已经身陷大狱，还有什么麻烦可添？柏杨的主子以伪证整他，能帮他开脱伪证是伪，怎会“爱之适足以害之”呢？说他不给任何人一个替柏杨‘编’故事的机会，但结果呢？全由柏杨的主子编成完整故事而判十年，这难道是“帮助”吗？坐视冤狱成形，这又帮助了谁？

所以，我完全不能接受王金仲达女士的告知。如果好人“沉默”不做一事是帮助，那跟没有心肝的人完全不做、放手不管又有什么差别呢？

何况，如果决定不做，也该从其他管道转告自己的决定，光逖先生当年给我的信，为避免检查，都是透过我姐夫石锦先生转来的，对这件决定，难道不能侧面通知柏杨夫人艾玫一声吗？

所以，正因为王金仲达女士的告知，我益发相信我所说的“王光逖大概不敢或不愿帮柏杨这种人吧”那一结论了。

顺便谈一下四季出版社的事。叶圣康出亡前，我和张坤山先生都有以帮助。他谈到公司债务形成，原因之一是因为想出柏杨的书，但柏杨本人的著作，一直口惠而实不至，实至的，反倒是弄来许多捧柏杨的滥书和柏杨亲朋的许多人情书，要他先出，出一本即赔一本，情况仿佛妓院“打茶围”，叫你床头金尽，却无法直抵花心！王金仲达说“我觉得该还他（叶圣康）以公道”，要听公道吗？四季负债累累的真相就是如此！

再顺便谈一下光逖先生的《野马传》，王金仲达说是“自费出版”，是与事实不符的。那时我在文星主持出版，我们付了光逖先生钱。

1999年3月26日